在近年有关农村经济发展新闻采访中，常常遇到一些边缘性的问题，因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于在新闻报道中出现一些偏差。

　　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如何解决农民问题，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前一段时期，有学者认为在城市经济迈上有序发展、良性增长正轨后，我国经济构成中最活跃的因素便是农村经济。简言之，农民自然就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农民就有了自主权。

　　任何一个企业，无论是生产型的还是商业型的，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在生产无利可图、或亏本或有更好的盈利机会时，可以自由选择生产方向或经营品种，并按营业额或销售额的多少照章纳税缴费。根据这些年粮食生产情况来看，农民种粮食实际上是亏损的。今年５月，我在泾川县的一个村子采访，一位村民算了一笔账，按一斤小麦市场价０．４元计算，每亩产１０００斤小麦就是４００元，但这４００元中包含着籽种、肥料、农药、打碾等费用，平摊下来每斤小麦的生产成本在０．３７元左右，如果算上人力，市场价与生产价倒挂，则更多。而这倒挂部分，主要依靠出外务工来填补，另一部分则靠家庭养殖、手工编织和集市贸易。政府花大力气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就是为了让农民从单一的粮食生产中摆脱出来，以多种经营创收致富，但农民在观念转变上还有一个过程。

　　２０多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在一张白纸上按下了他们的手印，这些深浅不一的印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来临：农民获得了以户为单位的经营土地的权利。土地使用权回到了农民手中，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的身份发生变化，可以自由地离开土地，进城从事商业和贩运，乡镇企业也在原先的农田里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农民不经过“农转非”就地成了“城里人”，农村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但是，随着农业技术的普遍推广与使用，粮食获得大面积增产丰收，从而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何去何从，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这些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在离开土地涌入城市之后，城市并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的就业岗位，有相当一部分不得不无奈地返回农村。而在解决这些剩余劳动力问题上，许多人认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办乡镇企业和加快小城镇建设速度。今年早些时候，我回农村老家，看到在这个山村里唯一的“企业”是一个地毯加工作坊，就业人数仅有三四人。因为缺水，要想办其他企业或养殖业都不可行，１０００多人的村子一到农闲时节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活可干。有的人家搞草编，一个杯垫收购价才５分钱，一天下来也做不了几个，其劳动价值很低。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问题的根本似乎是小城镇，但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是，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作保障。它的成长乃至形成规模，需要在农村集市贸易、农产品深加工、交通运输充分发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注定了解决农民问题要走一条不均衡发展之路，而这条路由于受资源、地域等因素制约，还十分漫长。不管怎么样，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出路。

　　针对上述问题，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有很清醒的政治头脑，在新闻报道中正确把握尺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做好农村经济的宣传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