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井，死亡之海里的派出所从佛陀之国敦煌出发，在广袤无垠寸草不生的大漠戈壁里西行１００公里，就是汉唐边塞诗里永远充满苍凉遥远、令人一唱三叹的玉门关了。

　　出玉门关向西在沙漠里再跋涉４００多公里，就是神秘的罗布泊和声名赫赫的古楼兰了。

　　２０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和瑞典人斯文赫定先后各三次，历时近十年，深入古楼兰罗布泊探险，劫掠埋藏在那里的文物，随后依据这些中华之宝著书立说，从而引发了全世界经久不衰、持续增温的罗布泊考古探险热。

　　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８日，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院长彭加木在此神秘失踪；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１日，探险家余纯顺在此神秘遇难，更增加了罗布泊的神秘色彩，从而撩拨起人们更强烈的探险热情。

　　在探险热不断增温的同时，罗布泊东岸甘新交界处的万古洪荒的大漠里发现了金矿。因此，在有人追寻探险———精神层次的淘金梦的同时，也有人大做黄金———物质的淘金梦。

　　精神淘金也罢，物质淘金也罢，有人就有矛盾，有人就有犯罪：凶杀、斗殴、死亡、抢劫、失踪、危难。有险情就得有人管理。

　　于是，敦煌市公安局就在这大漠腹地进入罗布泊的咽喉处成立了一个叫红十井的派出所，承担起“有人就应有人管”的政府责任。

　　红十井是个古地名，是汉时敦煌通鄯善的交通线上的一个沙漠中的水源补给井。第一井在玉门关外不远处，依次编号。

　　狼烟报警，２０００年前的历史再现有谁听过，在“信息公路”高度发达的今天，还有用狼烟报警传递信息的“天方夜谭”吗？那是２０００多年前，汉武帝开拓西域，万里沙漠、边塞长城上用过的最古老的通讯方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方法，从万里长城第一关玉门关点起狼烟，墩墩相传，传到京城长安，２０００多公里的距离，也仅三天时间。可今天，红十井派出所还在用这种原始落后的方法。

　　这地方的金矿为“鸡窝”矿。就是品位不高，规模不大，产量不高，星星点点分布的矿。国家大矿划不来采，只有个体老板雇几十人，打一个洞挖一个坑，采上一阵没了，然后再换地方再打洞再碰运气。这些鸡窝矿，分布不均，相互间的距离从两三公里到七八十公里不等。而由于利益纷争，老板和老板之间，老板和雇工之间，雇工和雇工之间，矛盾重重，凶杀打架时有发生，坑洞坍塌常常出现，失踪死人时有发生。

　　派出所设在距敦煌城２６０公里、北离新疆哈密６００公里、南距新疆若羌县城１２００公里的地方。

　　而在这三地之间，全是戈壁沙漠，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一个村庄。

　　矿点上发生案情，他们离派出所最近的也有３公里，最远的有３０公里。

　　关键是没路，全在沙漠戈壁里拣稍平的地方走，一场沙尘暴常常使沙丘移动地方，改变走向。一小时，跑不上十来公里。

　　所以，等来报案，常常耽误许多时间。于是，李生寿所长就和矿主们商议，起用数千年前老祖宗的办法：点狼烟烽火。为此，制定了许多具体规定：群体打架、抢矿、死人、坑洞坍塌点三堆烟火；病危、一般打架点二堆烟火；有人失踪点一堆烟火。

　　原始是原始，可挺管用。天气晴好时，狼烟可传递２０公里远。狼烟一起，派出所５名干警马上出警。可以节省一半的时间。他们还规定有警不报和报警不出的处罚办法，对民对警都有约束。

　　也许有人会嘲笑派出所和金矿老板太穷太落后，买不起手机装不起电话。不是，这里是通讯盲区。手机到这里，只是一个玩具。

　　派出所其实装备不差，有二辆汽车，汽油完全保证，有发电机，有电台，一天三次开机，可以和局本部直接联系。设备完好的时候，那些矿上的老板有时也可沾光，往绿洲里传个话什么的。

　　可这劳什子老坏，一坏偏偏就有大事。

　　派出所所长李生寿５年前一组建就在这里工作。而父母就在这几年中相继去世。父亲去世时，他在罗布泊，偏偏这次电台坏了。所以家里硬是和他联系不上。专门送信吧，没有好路，一小时平均走不上５公里，来回也得４天时间。家人急得团团转。正好有一个矿老板的车要去罗布泊，就让他带话。可他的车走到玉门关附近的戈壁滩坏了。离前后各有１６０公里。

　　只有修车。这一修就修了两天。第二天第三天再没有一辆车过来，直到第四天，才从城里来了一辆车，坏车老板才把话又传给这好车老板。而好车老板又一天走不到，必须中途露宿一夜。所以李生寿第五天才得到消息，等他赶回家，父亲已下葬三天了。母亲去世时，电台偏偏也坏了，也是托人带的话。带话时，母亲还在弥留之际。李生寿孝敬父母，村人皆知，父母一直和他过。所以母亲迟迟不肯闭眼，可等啊等，还是没等到。第三天，等李生寿赶回家，母亲已入敛了。

　　没有见上母亲最后一面的痛苦和遗憾，加上工作的艰辛、亲朋的数落，李生寿至今谈起来都眼泪花花的。

　　在沙漠里迷路、受困，甚至死亡是屡见不鲜的事。所以，雪中送炭的救助也是和破案处理纠纷一样要紧的大事。

　　这里的矿主全是敦煌当地人，而矿工只有雇外来人。某地来了８个民工受雇于一个矿主，也许嫌工资低，也许没有及时拿到工资，总之，这８名矿工不想干了。

　　１９９９年６月，他们暗中商议集体出逃。为躲避老板开车追赶，他们没有走惯常的大路。结果，８人全迷了路。吃的喝的全光了。矿主报了案，李生寿把他的５名干警加上那个编外警察———警犬赛虎全派出来。在离大路两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内寻找。因为两边不是山包就是沙丘，要不就是有很深水沟的戈壁、台地和沟壑，根本无法行车，所以只有步行。白天找，晚上回到车上宿营。这样连找三天，才找见了。

　　８个人，脸上起了皮，嘴上起了泡，三天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顿饭，其中４人已昏迷。

　　干警们赶到了，把他们全部救了出来。

　　一个叫李青的矿工，有间歇性神经病，在８月天气最热的时候，一个人仅提了一瓶矿泉水就出走了。上午走的，矿主下午才发现，打发人找，没找见，就报了案。沙漠里白天地表温度在７０摄氏度以上。鸡蛋在沙子里也能烤熟。他一个人出去，必死无疑。干警们开上车，忍着高温，身上大汗淋漓，脚上烫起水泡。警犬赛虎平日在搜寻失踪者过程中总是勇敢无比，翻山越岭跨沟，从来不辞辛苦，这里闻闻，那里嗅嗅，来回反复跑，比人每次要多跑出几倍的路，可这回因为太热，它的爪子烫得不敢着地，所以怎么也赶不下车。可干警们还得找。找到半夜１２点，终于找见了。他没吃的，水也喝光了，走不动了，就在一个沙地上躺着。

　　说也神奇，这么一经磨难，求生的本能使他恢复了正常意识。他知道他是无论如何走不出去的，可他也没有回去的能力了。于是，就把尿尿在矿泉水瓶里，渴得忍无可忍时，才喝上一口。干警们找见他时，他已没有说一句话的力气，只有用眼神表示感谢。

　　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３日，一个矿主撤矿，他先带一部分人往敦煌绿洲走，可才走出３０公里，车就坏了。于是，矿主打发两个青年矿工步行回矿上搬救兵。步行３０公里，也就五六个小时吧，可一去三天没有音信。这次正好碰上李生寿带干警巡查治安情况。矿主反映了情况后，干警们赶到矿上了解。

　　可矿上说他们没来。李生寿感到事情严重，在找的同时，用电台赶紧向上级报告。于是，民政、矿管都派出车到这里来找，人命关天呀。夜间他们将发电机放在山顶发电，点起一百瓦的几组灯泡，并在许多山头上架起火，希望为失踪者指明方向。白天，几辆车分头寻找，一路鸣号。可是，没有反应。

　　然而，就在一个山洼处，有一片刺棵子，车来回在附近走了几遍，也没有发现。第四遍路过时，细心的李生寿突然发现一丛草蔫了，便停下车，下去一看，在草丛里钻着一个人，脚在外边，头伸进刺根。这人已处于昏迷状态。喇叭响，根本听不见。他们将他拉出来救活，原来就是要找的一个民工，可另一个不知去向。

　　原来，二人背着水和吃的，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四野苍茫茫一片，无山无树无草，没有任何可供参照的地形地物。要命的是二人意见不统一，一个说应往这边走，一个说应往那边走，谁也没说服谁。继而反目：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干警们找见的这一个，当明白自己迷路已不可能找到矿上后，见路边有低洼地，有一片草，草下有一汪脸盆大的雨水，他就将头埋在里边，可爬的时间长了，昏了过去。

　　后来，根据被救者提供的方向，直到第４天才找见另一名失踪者，他已躺在沙滩上不省人事了。

　　后来，矿主给派出所送来一面锦旗：“大漠救命胜亲人，绝处逢生谢公安。”近百年来，到罗布泊和古楼兰探险的总是络绎不绝，尤其是这几年。有从新疆库尔勒东进甘肃敦煌出的，也有从甘肃敦煌进库尔勒出的。因此，他们救助的也有许多是去罗布泊的探险者。

　　去年７月，嘉峪关市一名探险青年骑一辆摩托车从敦煌这边进罗布泊探险，他独身１人，目标是寻找彭加木的尸体，找见余纯顺的遇难地，为两位壮士敬献矿泉水，以表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进去时，他从派出所门前过，也打了招呼。李生寿问他有没有大比例地图？说没有。问有没有卫星定位仪？也说没有。李生寿觉得他没有基本保障，很危险。可他决心很大，就是不听李所长劝阻。李所长只是把他默默地记在心上。结果，第二天他应该出来没有出来，第三天也没有出来，可派出所驻地离彭加木失踪地仅有９０公里，大家一分析觉得有问题，于是，李生寿就带干警刘海、许欣火准备了充分的水、吃的和油，进去找。果不出所料，他迷路了，在沙漠里转了许多圈，既没有找到彭加木，也没有找到余纯顺的墓碑，更没有找到回来的路。后来车也坏了，７月的天气，地表温度６０摄氏多度。

　　仅有的水喝完了，他只有等死。当看见只见过一面的干警主动找上来时，他爬在地上就磕头。感慨地说：“大自然的力量实在太大了，人在这里太渺小了。”像这样的救助，他们每年有好多次。北京来的、四川来的、天津来的。有大学的，公司的，也有大工厂的；有有组织的，也有私人的。至于他们为这些进进出出的探险者免费提供饮用水、食品、油料，早已司空见惯，多得无法统计了。

　　黑脸简装，科学探险家的向导常年在罗布泊、楼兰遗址一带反复跑，久而久之，就熟悉了这里的每个角落。他们每个人的脸色也都成了古铜色。加上不太变化的服装，显得有点土气和木讷。可是，谁也想不到，他们个个内秀聪敏，成为许多来此考察的国内大科学家的向导。派出所所在地距西南方楼兰遗址３００公里，距正北罗布泊湖心３００公里，他们知道哪儿是古河道，是山丘，是雅丹地貌，是沙漠，是戈壁，是断崖，是盐碱地，是台地，是湖岸，哪儿能走车，哪儿只能步行，哪儿有水源，哪里有胡杨、红柳泉眼、湿地，哪里曾是一个有人类居住的废墟。

　　他们还总结出了一套不迷失方向的经验，总结出了战高温、战寒冷、战干渴、战黑风的经验，也总结出万一迷路该怎么办和如何在大漠露营的经验。于是，政府常常委派他们为各种科学考察团队当向导。这些科考队伍有地理的，历史的，地质的，气象的，动物的，植物的等等。他们不光提供向导，同时还可担当最好的保镖角色，一警多能一警多用。同时，也练就了他们待人接物的好嘴巴和心细如发、达观豁达的性格，许多科学界的权威对他们开朗的罗布泊性格，大方热情的罗布泊谈吐，丰富的罗布泊知识评价甚高。一月半月下来，就成了朋友。

　　逢年过节都能收到一个贺年卡什么的。

　　２００１年８月份，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沙尘暴防治研究所一行８人深入罗布泊腹地考察沙尘暴的形成、时间、规律、原因等等。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单位和学科，是应近年研究我国沙尘暴而生的。市上领导指示他们为专家学者当好向导，搞好服务，他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交由许欣火执行。

　　８月份，正是罗布泊温度最高的时节，白天地表温度在７０摄氏度以上。虽然考察队带的车里有空调，可在这几十万平方公里大自然的蒸笼里，空调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并且，他们总不能老蹲在车里。小许给他们讲防暑的办法、沙漠中行走的窍门，晚上露宿的地点办法等。

　　夜宿小雅丹，这里蚊子肆虐的程度是不到这里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一坐下来，手就得不停地拍打蚊子。不敢解手，一蹲下，屁股上就趴满了蚊子，随意一巴掌，就可拍死几只。

　　专家们要找一种特定的条索状的沙龙，也叫水浪，用以研究沙尘暴的起因方向。许欣火对这里了如指掌，说：“你们不用开着车乱找，我知道。”于是，带大家直奔专家们要找的地貌和形状，省了不少时间，使原估计的时间足足减了一半。

　　简陋房屋，却是最权威的政府派出所除是一级公安机构外，同时还有一个县政府任命的红十井管委会的衔。这就是一个堂而皇之的能管一切、该管一切的最基层政府。既是政府，总该有个治所，至少设在一个村一个镇上，标志着管理这片百姓。可是，这个机构却是名副其实的“独立”政府。没有通常至少伴生的哪怕是一个人的医院，哪怕是一个人的小商店、一个人的简陋的小饭馆什么的。而且治所外没有一户人家，哪怕是一个临时打工拣垃圾的人。当然更奢谈不上有个哪怕有十几米长的简易街道了。一个土丘的阳面，有一个几米长的甬道，甬道尽头，一个一人多高的土窑，有两扇很粗糙的木门。简直是个在临时工地上才有的简易工棚。可这确确实实是个堂堂正正的政府，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旁边有两个醒目的牌子：敦煌市公安局红十井派出所，敦煌市红十井管委会。牌子全用８号铁丝分四道固定在两个很壮实的水泥柱上。

　　派出所最早成立时，是一顶帐篷，可一场１２级的沙尘暴，就把帐篷刮上了天。当时他们一人拉一个角，他们险些全当了空中飞人。帐篷飞走了，自然锅碗瓢勺铺盖卷全刮走了。后来，公安局又配发他们一套。他们开始盖房子。四面墙用纤维袋装满沙子堆起来。可没想到沙尘暴居然把屋顶掀起来吹走了，一套铺盖卷锅碗瓢勺又被刮跑了。汽车没刮跑，可玻璃碎了，油漆被打光了，打成了白铁皮。

　　于是，他们开始挖坑道。在一个小山包的南边打一条坑道，然后打窑，半截藏于地下，半截在地上。他们５个人挤在一个窑子，另打一个厨房兼发电机房。这才驻扎下来。

　　可以想象，在这空旷无比的大漠里，突然看见这么孤零零的两间简易房子，又挂个这么庄重的牌子，很有点滑稽。可它的权威、管理的效能，紧急救难的巨大作用是第一流的。

　　２０００年，公安部等６部委勘界委员会来此视察，几位领导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位公安部的走遍全国的局长说，这个所的条件可能是全国最艰苦的派出所。不要说工作，能蹲下去就已经了不起了。

　　夏天，摄氏六七十度的高温使他们难以忍受。

　　空气一丝不动，他们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喘气，不停地摇着扇子。他们的宠物卧在地上也一个劲地喘气。他们常常盼风，可又怕风。清风徐来的日子总是不多。

　　有一天半夜里，突然刮起风，好凉爽。可意想不到，清风转眼成了沙尘暴。恰在这时，有人要拉肚子。一出去就有被风暴刮走的危险，于是，他们就把绳子拴在他的腰里，其他同志在屋里拉住，让他在门口坑道外边去拉，可是，没有两分钟，屁股竟被奔走的沙石打得肿了起来。

　　提着裤子顾不得系赶紧关上门，大家睡觉。可刚睡下，李所长突然想起，这么吹下去，明天早上沙子就把门堵得开不开了，因为这门是朝外开的。

　　所以，就把门缝里的沙子往屋里用手挖，这一挖不要紧，竟挖了几立方米沙子。

　　别看派出所担负着救助群众的任务，就以为他们时时处在强者的地位。其实常常也处在弱者的地位。

　　１９９９年６月的一天，李所长和刘海从敦煌绿洲往所里走，过了玉门关，刚到大雅丹一带，起了黑风，他们忙把车子开到一处雅丹地貌下避风，可这一场风整整刮了７天７夜。他们就在这里整整趴了７天７夜。不过他们在沙漠里行路，有了经验，车上从来都放着几桶水，一袋面，一个锅和一些足够五六天吃的干粮。正常情况下，回城里一趟，早出晚归要走整整两天，中途要露宿一晚。

　　罗布泊也有有水的地方。

　　可许多地方的水不能喝，只要喝一口，就马上拉肚子。于是，局里就为他们从绿洲里送水，每月一次。可因为在大铁罐里放的时间长，水就有一股浓浓的铁锈味。夏天时，温度持续高，大罐里的水永远是烫的……老板们雇人挖金子，雇工都是一年一换，而他们却一蹲５年。

　　金矿林立，金钱却不值钱敦煌市光照时间充足，祁连山的雪水丰富，加上昼夜的大温差等条件，使这里的农业林果业得天独厚，旺盛的国际旅游品牌又为他们送来丰厚财源。所以，全市光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就达四五千元。

　　公安局条件也不错，对这个所装备也很好，有两台车，有电台，有发电机，有一台电视，有一个锅式天线。个人生活补贴每人也比绿洲里的警察多数百元。烧油修车办案经费也完全保证，可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警察。

　　因为他们的口袋里常常是连一分钱也没有。

　　没有紧要事时，两个月轮流回一趟家，住上１０多天，口袋空空如也地回家，又空空如也地回所。因为在这个地方，有钱花不出去。有时休假时口袋里装了几元零钱忘了掏下而带回罗布泊，久不用，就揉搓成纸浆了。

　　这里的时间也最不值钱。说真的，他们也不是每天都有救助，每天都去矿上处理纠纷破案子，闲的时候其实比忙的时候多。所以，最难熬的是寂寞。

　　闲下的时侯，喜好电视的许欣火、李星宏二人就整天捣鼓那个锅式天线。不知咋了，这个锅式天线在这里方向性太强，稍一动就没图象了。因为风大，这锅就很难固定住。于是，二人不停地把锅拧来拧去。一个在屋里看，一个在外边拧，里边说好了，外边的人就赶紧往里跑，看两分钟又不行了，又往外跑。两人看电视瘾头太大，所以不厌其烦。

　　常常是一个人抱住锅，一个人在屋里看，过一会两人换一阵。因为太难接收，所以，他们永远只看新闻，看其他节目一是太麻烦，二是老要发电。

　　郭福，刘海才不愿受这麻烦，也不去捣鼓也不看，就靠在被子上看他们回家时带回的一沓沓《甘肃日报》和《敦煌报》等报纸和刊物，翻过来看翻过去看，看了一遍看二遍，连中缝里的征婚广告、转让火锅店之类的事情也一字不拉地看完。其实，这完全是一个月以前，半个月以前的事了。

　　他们常常打扑克消磨这难耐的时光。陶知行大学者说：“小赌怡情，大赌伤神。”但不用担心他们赌博。因为他们一分钱也没有，于是，谁输了谁就做俯卧撑。天长日久，撑俯卧撑的功夫也日渐提高，５个人居然都能一个指头撑起全身，而且一次撑个十几下。

　　５名干警，年龄较大的也就４０岁，小的２７岁。他们最热闹的时间是有人休假回来的时候，必然带许多许多生活用品，带点烟，带点不太容易腐烂的水果，尤其带来各种新鲜的消息……就这样，他们却一丝不苟地守卫着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