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哐啷、哐啷……”“叮咚、叮咚……”“头发换针线换颜色（即颜料）喽……”一串串清脆的小鼓声，一声声响亮的叫卖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肩挑一根扁担，手摇一把锣鼓相配的“拨浪鼓”，一边挂着一个装满小商品的木箱子，另一边是换来的粮食或物品———这，就是秦安的“货郎担”！在全国商品短缺的２０多年前，在省内和甘肃周边的许多地方，几乎都留下了秦安“货郎担”走村串户的足迹。

风雨走四方

　　秦安，是华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位于县城东北部的大地湾遗址，距今已有７８００年，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创造史前文化的辉煌。然而，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史的沉重脚步，并没有延续这里的荣耀与繁华。处在古丝绸之路上的秦安，山秃，水缺，土瘦，人穷。年年岁岁，秦安人过着“半年庄稼半年跑，半年不跑吃不饱”的生活。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末清初时期，秦安就出现了以物换物的“货郎担”。当时，货郎们带的“货”，大都是一些棉布、食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或者是自制的手工工艺品。一个身强体壮、阅历丰富的成年男子，肩负一担货物，在本县或周边地区走村串巷，一路叫卖，常常是“出门跑外一担货，回家挑来一担粮”。这个过程，秦安人叫“转货郎”。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６０年代，供给制、大锅饭，在“文革”极左思想的困扰下，“货郎担”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度销声匿迹。这一时期，由于自然条件的严酷和人口的迅猛增加，使为数众多的秦安农民，仍然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填饱肚皮，成了一个最迫切的目标。

两个老货郎

　　今年７２岁的王全明，说起当年“转货郎”的往事，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王全明是秦安县西川乡下王峡村村民，小时候家里穷，只上了三年学。从他记事时起，饥饿和贫困如影随形。他忘不了１９６０年闹饥荒的情景———一个青黄不接的日子，木箱子里仅剩下几斤玉米面。由于饥饿，他和父亲全身浮肿。他的妻子喃喃地说：“你们两个劳力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全家人只有死路一条。”在夜里，妻子作出了痛苦的选择：她等到孩子睡着了，颤微微地拿出那些面粉，做成几个菜馍馍，逼着老公公和丈夫吃下去……到１９６５年，他家里有１２口人，９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只有１５岁，一家人只有老父亲、妻子和他本人３个劳力。在生产队里，勤奋好学的王全明当过饲养员、出纳员、计工员，“大官没干，小官没断”，是个脑瓜灵活的人。生产队里一年分得的粮食没有多少，而几个孩子的饭量却与日俱增。穷困的生活，一天天煎熬着王全明的心，也强烈地刺痛了这个３５岁的汉子。每当喝完一碗能反射出人影子的面糊糊，每当饥肠辘辘的时候，他黯然神伤，决心闯出一条路来，渡过这道饥饿关。

　　王全明家居住的下王峡村，翻过一座山就是天水市北道区渭南镇。陇海铁路上的渭南镇车站，成了王全明走出贫困的新起点。他用自己缝制的布包，背上妻子空闲时加工的十几双布鞋，晚上摸黑从家里出发，在渭南火车站扒上了东去的列车。

　　在陕西省宝鸡、武功等县，王全明以乞讨、走亲戚为名，走村串户，风餐露宿，一双鞋换几斤粮食，经过两天一夜，当他返回家中时，背回了不少救命粮。这种偷偷摸摸的行动，让一家人看到了不少希望的光芒。过了几年，王全明积攒下５０元的本金，买来羊皮，加工成皮袄，拿到宝鸡一带卖掉，３件价值不足３０元的皮袄，居然卖了１００元。

　　用硭硝（一种化学物质）加工羊皮，气味难闻，冲洗费力，但王全明在父亲的帮助下，坚持“秘密”做这个小生意。

　　历史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陇原大地，秦安农村在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激励下“活泛”起来。

　　１９８３年，王全明在信用社贷款６００元，扩大皮毛加工的规模，一次外出时携带的皮袄多达３０件。

　　这一时期，饭能吃饱了，乘火车也可以大大方方地买票上车，不用提心吊胆地扒车了。经历了风霜雪雨，更觉春的温暖。

　　满怀创业激情的王全明，背着沉重的行囊，到过江苏、湖北、辽宁、山东，住旅馆、下饭馆，一路虽然辛苦，但收获颇丰。

　　１９８５年，在上海市杨家渡摆地摊叫卖皮袄的王全明，看到别人经营的各种纪念章又轻巧又好卖，在返回时便批发了不少，没料到３分钱一个的小玩意儿，在秦安以每个５分钱的价格一下子发了出去。这一意外的举动，让跑了１０多年“货郎担”的王全明，在４７岁时转向了小商品经营。他南下浙江义乌，批发来大量小商品，在秦安县城的南下关，加入了摆地摊的行列中。后来，王全明的生意兴隆，收入颇丰。现在，一家人有当干部的，有经商的，全都过上了好日子。

　　和王全明的“货郎”生涯一样，今年６０岁的王忠武，在他“转货郎”闯出一片新天地的人生之路上，也创造了一个白手起家的“神话”。

　　时光追溯到１９６０年，鸡蛋、煤油等均实行政府定价的市场供求法则。就在这一年，国家对商品流通领域作出了适当放宽的政策。这年１０月，在叶堡乡东升村，１８岁的王忠武扛起扁担，挑着自家有用的小物品，第一次步行百余公里，到秦安县周边的静宁县去换粮食，两三天后满载而归。初尝成功的王忠武备受鼓舞，也朴素地认识到商业对农业生产与群众生活的重要作用。

　　１９６３年，国家的流通政策再次收拢。王忠武给生产队每月交６０元，得到计全工的条件。从土地的束缚中得到暂时解脱的他，挑了一根扁担，走进了县城的国营商店。扁担的一头，是他亲手制作的一个有好几层抽屉的木箱子，另一头是一个大竹筐。他还向同村人借来一个拨浪鼓。相对于平凉地区的小商品零售价，秦安县的价格较为低廉。王忠武在县城百杂门市部，向售货员好说歹说，按照商店的定价，从针头线脑、儿童玩具，到衣帽鞋袜等适合农村人消费的日用品，买了一大堆。挑着数十公斤重的百货，王忠武只身一人，经秦安县莲花乡，来到静宁县、庄浪县一带叫卖。每走进一个村庄，他摇一阵拨浪鼓后，便大声喊着各种商品的名称。听到叫卖声，农家的大人小孩很快聚拢过来。

　　王忠武经营灵活，０．１元钱可以买到５种颜料。没有现钱的，拿个鸡蛋也可以换。有些人家买的东西多，他优惠一点，常常可以吃一顿家常饭。这样一路走，一路卖，收到的鸡蛋之类，他到邻近的国营收购点上卖掉；换来的粮食，则一直要挑回家。有一年夏天，烈日当空，在静宁县城的树阴下歇脚的王忠武，躺在扁担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当他在喧哗声中惊醒时，面前站着两个当地的年轻干部，一齐怒冲冲地指着他手中紧攥的拨浪鼓，大声质问他：“这玩意上的铜是哪来的，为啥还铸着太极八卦图案，这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吗？”说着当场没收了他的全部物品和拨浪鼓。

　　在挫折面前，王忠武坚信，私人转货郎和国营的商店一样，都是为方便群众，群众是欢迎的，自己又受益，有何不好呢？其后，他再次挑起货郎担，走得更远。

　　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海固一带群众的生活也很拮据，物质更显缺乏。得到这一信息，王忠武的货郎担就挑到那里。从秦安到宁夏同心县，相距３００多公里，中间又隔着高高耸立的六盘山。

　　一次，他和一位同伴在翻越六盘山时，在莽莽林海中迷路了，折腾了大半天走出来时，腿酸肚饥，两个人冒着虚汗一屁股坐在地上；一次，他只身在夜间赶路，走到静宁县仁大乡一带时，雪越下越大，路越走越滑，前不着村后不着寨的当儿，忽然间在前面窜出一只狼来，狼的眼睛闪着可怕的绿光，人狼对峙，持续了两三分钟，但恶狼没有丝毫退缩的迹象。王忠武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咚咚剧跳，后来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子勇气，让他挥起手中的歇脚棍（货郎担普遍随身携带的木棍，一头装铁尖可以插在地上，一头装着叉以支撑扁担），大吼一声吓跑了恶狼；有好几回，王忠武和他的同伴在废弃的瓦窑里过夜，扁担架在两个箱子上，就是他们的床。没有钟表，时间只有靠听鸡叫几遍来估摸，将前半夜当成后半夜的时候，太多了……

　　１９８３年前后，王忠武放下了挑了１３年的扁担，在同心县扎下了根。他住着一晚上０．３元的旅店，白天在县城摆摊，晚上几个同伴躺在通铺上探讨坐地经商的窍门。

　　那时他们一个月可以挣４００元，而在当时，大多数干部的月收入不过数十元。随着本金的积累壮大，王忠武走向南方省市进货，生意越做越红火。

　　１９８７年，在秦安县建设小商品市场时，王忠武回到家乡，成了小商品市场的第一代生意人。

“挑”出大市场

　　１９８０年春天，正是播种的季节。在秦安县城，往日一直在外“转货郎”的高焕章、吴继全、张福禄等１３位农民，冒着风险，率先在南下关一带摆起了小地摊。

　　１９７９年，秦安县办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只有３户，到１９８０年，这一数字迅速上升至１００多户。短短一年过去，县城近郊的其他“货郎担”如法炮制，接踵而来。

　　秦安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果断决策，决定在兴国镇建设一个较大规模的小商品市场。当时县财政紧张，只拨款１０万元，而热情高涨的“货郎担”纷纷集资，总额达４００万元。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秦安小商品市场建成投入使用。市场内的数千名经营者，９５％以上是往日“转货郎”的秦安农民。一部分城市无业人员也进入市场，尝试起坐地经商的滋味。

　　一些善于经营的“货郎担”，资金积累雄厚起来。从农闲外出“转货郎”、农忙下地种庄稼的“半农半商”，到坐地经商，再到“弃农纯商”，“货郎担”的身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小商品市场，昔日的“货郎担”在商海竞显风流。批发小商品，成为他们主要的销售方式。

　　集商贾，聚信息，汇繁华。秦安小商品市场工商所所长郝玉学介绍说，经过１０多年的飞速发展，由秦安“货郎担”汇聚而来的小商品市场，目前经营商品有１０大类１．８万多种，年成交额达５亿元，年缴税费８００多万元。在这一市场的辐射下，从事个体私营经济的１０余万人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秦安小商品市场，连续１０多次被省市评为“文明市场”，并两次荣获“全国文明集贸市场”称号。

　　市场内，经营户达到１５００户，从业者６３００多人。

　　而由这一市场带动的新时期的“货郎担”，保守数字为１０万人。

“业务”多创新

　　边境贸易踏出新路，品牌代理锦上添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秦安“货郎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们走新疆、进宁夏、下广州、上内蒙古，足迹踏遍中国大陆。

　　新时期的“货郎担”，扁担普遍已经不用，大提包代替了木箱子，自行车、农用车或者客货汽车成为他们的代步工具。所经营的商品，从针头线脑扩大到服装、日用百货、小五金、针织品、毛纺品等。

　　经营方式由往日的以物换物变为现金交易，小货郎和普通的小商贩已经没有特别的界线。惟一可以作为标志的是，秦安“新货郎”的经营商品大多保持了“小而全”的特色。他们当中，一些人专门跑农村进牧区，一些人则进入城镇或者大城市摆摊设点，更有一些有胆有识的年轻人，跨边境，入口岸，干起了边境贸易。

　　在西藏自治区连接尼泊尔王国的樟木口岸，常年活跃着一支１３００多人的秦安商贩队伍。他们以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打开一片天地，在此集中摆设摊点，每年销往边境的货物达４８００多吨，总销售额９０００多万元。古城乡农民张指学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就带领２００人在樟木口岸安营扎寨，直接同尼泊尔商人交易，年销售额５００多万元。

　　秦安货郎担在其发展中，大多沿袭了家族式的经营模式。第一代创业者的王忠武，在扩大自身经营的同时，带动了亲戚朋友和乡邻６户人，如今这几家的生意，资金总规模超过８００万元。他的儿子王玉茂，中学毕业后，即跟随父亲学习经商，２０多岁就从助手当起老板。

　　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间，他和兄长远赴哈萨克斯坦，在阿拉木图营销电子表，取得了辉煌成绩。其后，他看到国内知名品牌的产品销售强劲，便重新回到秦安，干起了几家化妆品厂商在甘、青、宁三省区的总代理。他代理的湖北省一家日用品公司的产品销量大，服务好，该公司曾奖励他一辆价值１０余万元的货运汽车。眼下，善于捕捉市场信息的王玉茂，又涉足房地产开发，生意越做越好。

　　像王玉茂一样，善于创业的秦安商人，仅在秦安小商品市场内代理全国３００多种商品，年成交额过亿元。

争做“企业主”

　　兴国镇贤门村的侯天才，是从“货郎担”走向“企业主”的典型之一。小时候，他家境贫寒，高中毕业后，迫于生计，他揣着家中积攒的８０元钱当本金，做起了小打小闹的“货郎担”生意。从一顶帽子，一支铅笔，走村串户，走南闯北，一分一厘地认真经营。几年奔波，不仅解决了家中的日常花销，而且手头积蓄了一定资金。随着眼界的开阔，他放下“货郎担”，开始依托秦安小商品市场，从全国各地批量经营，生意越做越大。

　　１９９５年，他多方敛资１５０万元，办起了西北地区首家铅笔厂———秦安五星铅笔厂，所生产的１００多种铅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产品畅销西北地区，并远销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目前，该厂年产值６００多万元。今年３７岁的侯天才，曾荣获第二届“甘肃省十大杰出青年农民”、第二届“中国优秀务工青年”等荣誉称号。

冲击与制约

　　秦安“货郎担”，是在经济落后、商品紧缺时代孕育并壮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大都是农村走出来的汉子，他们的生存方式、经营理念、创业精神、奋斗目标，都打着很深的时代烙印。

　　在封建时代，“货郎担”的地位低，“转货郎”纯粹是苦难的生活“逼”出来的；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人民公社化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一大二公”的经济模式和全国推行的供给制，使私有形式的“货郎担”举步维艰，且农民被户籍和土地束缚了手脚，基本无用武之地。当计划经济的坚冰被打破，市场经济的浪潮滚滚而来时，“货郎担”发挥了自身经营灵活、吃苦耐劳的“轻骑兵”作用，取得了辉煌成绩。

　　进入新世纪，网络、信息的浪潮席卷而来。在商业领域，厂家直销，联锁经营，商品配送，电子商务，使以小而全的商品零售为主的“货郎担”，受到严峻挑战。

　　第一，是来自营销网络的冲击。

　　在秦安小商品市场建立之初，包括兰州市在内的省内市县及新疆、青海、宁夏等省区，百货市场还处在发育期，秦安小商品市场无疑起到了物流中转、信息集纳的流通桥梁作用。“货郎担”以此市场为“阵地”，或肩挑背扛，或搭乘长途汽车，将各种价格便宜的生活日用品销往农村的千家万户。

　　近几年来，面向本地消费者，各地县乡村都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小商品流通业网络。高速公路、县乡公路织起的快捷便利的全省公路交通网，使人口集中、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市可以从商品原产地组织货源，秦安小商品市场辐射作用有一定的削弱。从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１年，该市场的年成交额在攀升至５亿元大关后，上升缺乏本地工业的支撑。秦安“货郎担”的“地盘”受到冲击，开始向西藏、青海及内蒙古等省区转移。目前，青藏铁路的建设，必将有力地带动商贸流通业，这已经使近万名活跃在青藏高原地区的秦安“货郎担”，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巨大冲击。

　　第二，是来自人民群众消费水平迅速提高的冲击。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农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广大农村地区，也从昔日的贫困、温饱跨入小康，并逐渐向富裕型小康迈进。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国内市场由短缺转为相对宽裕，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跨越。而“货郎担”经销的商品，大多数仍然以价廉的“大路货”去赢得空间。当农村的消费者开始注重商品质量、关注品牌的时候，他们的货源还停留在以往的低质量、低价格层次，不能及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导致竞争力大打折扣。以布匹为例，由于成衣的消费群体快速上升，布匹市场日渐萎缩，利润也大幅度下降，平均利润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相比下降了一半以上。

　　第三，是来自信息采集和营销方式的冲击。

　　“货郎担”的信息，主要以“货比三家”式的经验积累来判断，销售是哪里好销去哪里，对市场需求缺乏分析，在信息采集上显得比较原始。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手把手”的交易方式，在秦安县小商品市场仍然沿袭。当电子商务早几年就进入国内较大规模的市场时，这种交易方式在大宗货物交易中，既费力又费时。当各类专业市场蓬勃发展时，当名优产品的广告铺天盖地打开销路时，当商品配送业走向越来越多的家庭时，“货郎担”的经营越做越难。

　　第四，是自身文化素质与资金规模的制约。

　　早年起步的秦安“货郎担”，不少人仅有小学或初中文化，近几年来，秦安“新货郎”多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就进入商业圈子。从整体上看，秦安“货郎”的文化程度偏低，对新事物的学习和信息的采集，对新的资本运作模式，对商业品牌的打造，在经营理念上都缺乏一种整合。不少在外地闯荡的秦安“货郎”，三两户之间在货源组织、价格控制等方面虽然有一定联营性质，但多数是松散型的，没有股份式重组，也没有章程或规范的合同契约，加之秦安商贸的大品牌打造也没有得到重视，使新“货郎”成长缺少一种外在的推动力。

　　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东南沿海省区的市场西进，依靠雄厚资本在西部省区建设营销中心，给秦安小百货流通业带来巨大冲击。有关人士认为，应对这一挑战的核心，是加速本土工业发展，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对秦安“新货郎”来说，从资金实力上，面临着一场消亡或发展的残酷竞争。

　　秦安自产的商品，有胶带纸、绒线、白棉布、松紧带等２０多种，在小商品市场的年成交额约１０００万元。为扩大本地工业的市场份额，秦安县委、县政府将工业强县摆在重要位置，同时，加强了招商引资工作。这种积极应对挑战的做法，受到广泛肯定。以铅笔为例，在秦安小商品市场，侯天才的铅笔厂投产前，浙江省义乌市的产品占９５％；投产后，五星铅笔厂的产品销售一路飙升，反过来占到９５％的市场份额。

　　在我们结束采访时，老货郎王全明说：“我能从一个为了生存而乞讨漂泊的‘小货郎’，走到今天过上殷实富足的好日子，全靠的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国家的好政策。”是啊，秦安“货郎担”的命运兴衰，沧桑巨变，不正是我国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例证吗？

　　（压题照为山乡货郎海青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