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过新年、老年的时候，最动情的事情就是贴窗花。

　　故乡在八百里秦川的边缘，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小镇，乡政府即设在这里。规模不大，规格不高，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城里人能享受到的现代娱乐设施，在这里只是降低了品位，却是应有尽有。方圆几十里的人家，赶集购物、看电影、听戏、洗澡，都会拥向这里。和沿海的农村相比，这里的农民算不上富裕。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同我童年的记忆相比，已经是换了人间了。看一个庄户人家日子过得是否殷实，从房子上一眼就能看出来。

　　在村子里，依着塬上高低不平的地势，新辟的住宅区向田野里延伸出去，那种二层的红砖小楼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明亮的玻璃窗映着日月云霞和玉米辣椒，将一个个小院落点缀得富贵祥和。

　　沿着镇子两旁的十字形街道周围，还是几百年前就已形成的古旧的院落，许多人家虽然对老屋做了翻修，但是许多老房子依然保留着。新新旧旧的，不知道住着的人是不是会因陈旧而心生辛酸，但是，做为景致来观赏，还是很有岁月依旧的审美情趣。就像是在彩色电影里，加了一段回忆的黑白片断一样。这样的院子里，多数种有那些歪歪扭扭生长着的老果树，还有坐在溜光的木头门槛前吸旱烟晒太阳的老人。

　　曾经是大户人家的房子，大都是那种全木结构的，就地取材于一种生长很快的桐木。原木经过岁月的烟雨，无论是粗壮的横梁还是雕花的门窗，多半已经乌黑斑驳。因此，惟一抢眼的，就是糊着薄薄白纸的格子窗户，阳光透过白纸，将那一层浮光过滤了，将深灰的格子放大后映在老屋的墙上，空气中有了活动的浮尘，将多年的陈旧和静止减缓许多。更多的是土坯砌成的房子，门窗当然也是木制的，泥巴的墙，青灰的瓦，抢眼的还是那糊着白纸的窗户。

　　乡里人每天都在和草木庄稼交流，本来就生活在自然风景之中，是不需要刻意制造诗情画意的。同时，一年四时的耕作之苦，也很少有闲散的精神做余勇可恃状。

　　只有在过年的前后，才是最清闲的日子。嫁姑娘、娶媳妇、相对象、回娘家、走亲戚、唱大戏、赶年集，到处都红红火火、锣鼓家什、烟花弦索的，将乡间所有的文化生活都集中起来了。前些年回乡过年，表姐急急切切地带着我去看戏。当我挤在人堆里听土台子上吼着的秦腔时，却不见了她的身影。等了很久，她回来了，身边却多了一个人。在我看来，那个穿着蓝色中山装露着白领子的是一个多么土气难看的小伙子啊，但表姐红扑扑的脸上全然是羞涩的幸福。最有趣的是，他们说话的时候，谁也不看谁，都看着我。一个说，初二你早点来。那个说，我把礼都备齐了。初二是媳妇回娘家的日子，也是未过门的女婿上门拜见老丈人的日子。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敢看对方呢？

　　除了以上这些人情世故，在我看来，过年时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贴窗花了。白纸糊的窗户那样白白净净了一年，并不觉得单调难看，但是，几乎是每一家，到了腊月三十这一天，都要将旧窗纸换了，打好面浆，重新糊上白纸，再在一个个小格子里，贴上一对对五颜六色的窗花。西北农村的民间剪纸和那里的面食一样，是名播四海的。真不知道民间艺人们是怎样放下锄头，用那样粗糙的手，剪出这样神形毕肖的花鸟虫鱼来的。那种巧妙，真是让人看不厌、爱不够。西北的“花儿”常唱的一句是“阿哥的肉”，想必也是把哪个小女子心疼得没办法形容了，才这么含含糊糊地呻吟了一句吧。用指尖点着面浆，涂抹在窗花的背面，然后平平整整端端正正贴上去，窗户就提前过年了。让我惊奇的是，祖母用她那双树皮一样苍老的手，颤颤抖抖贴出来的，总是比我认认真真贴得要细致好看。这时候，我偏过头，看着我白发苍苍的祖母，看着她仰着头，全神贯注的样子，觉得又想笑，又想掉眼泪。这样的窗花，她从多大的时候就会贴了呢？是她的祖母教她的，还是她的母亲？贴一次窗花，过一次年。一年一年，年年都贴窗花，教她贴窗花的人的模样，在她苍老的心里，是否早已依稀斑驳了呢？

　　其实，不贴窗花也能过年。窗花不能果腹，不能御寒，只可悦目。丧事上用的纸花几乎每一种都有对来世的期约，而窗花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一般来说，这种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不会让乡亲们花费物力人力，可是，多少年来，它却从未被贫苦辛劳的农民们忽略，以至成了一种文化，一种艺术。所以，我想，在乡里，过年的时候，尽管人们杀猪宰羊，穿新换旧，在我看来，贴窗花才是最奢侈的。至于每一朵窗花里包含的故事，对美好生活的祈求，以及纯属于感官的需要，对年节的重视礼遇，还有，乡里人几百代传下来的像窗花一样说不出来的审美趣味，我只能隔着城乡文化的差别和自己知识的浅薄，远距窗地欣赏、感叹、回忆，却无力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