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桩人们不愿看到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在政治讲台上高喊防腐倡廉的一县之长，却在权力观的蜕变中从“座上宾”沦为“阶下囚”；被不少黎民百姓称道的“李爷”，上级批准他享受副县级待遇、提前退休的文件刚刚下发到县上，还没有来得及宣布，却因私分贪污公款被关押在了高墙之内。

　　这起私分贪污公款的团伙案发生在民乐县。

　　民乐县主要领导干部多占住房和私分公款引发的举报上访，成了查处这些领导干部私分贪污公款案件的突破口霏霏细雨之后的灿烂阳光，将民乐县城的县标———昂首奋蹄腾飞的骏马雕塑照射得格外醒目，深刻的内涵寓意使人一目了然；横穿其境的国道高速公路畅通无阻，小轿车、豪华大客车和满载物资的大型汽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充分显示了政通人和、货畅其流的繁荣兴旺景象；坐落在城区的住宅小区环境优美，富丽堂皇。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为朝着开放型迈进的城镇增添了几分时代特色。

　　然而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却在这里发生了。县委、县政府几个主要领导干部无所顾忌地伸出了贪婪的权力之手，不仅要尽情享受财政补贴购买的福利性住房，而且还要变着法子用公款装修个人住房。此时此刻，时任县委副书记、县长的杨生茂调任为原张掖地区政法委员会的副书记，于是群众举报县委、县政府原主要领导干部违纪的信件发到了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委组织部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

　　张掖检察分院的办案人员出动了。经调查落实，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时任民乐县县长的杨生茂和县委副书记兼县政法委书记孙云，在乔迁新居之前要将银河住宅小区的福利性住房进行一番“简单”的装修。在筹措装修费用时，他们分别指示县房产局的负责人，县政府会议室需要装修，要求房产局先“借”给６万元装修款。房产局的负责人不敢怠慢，很快就“借”了６万元，这笔钱却被转为装修杨生茂和孙云的个人住房。

　　年过半百的孙云，被熟悉他的人称为精明过人的“孙猴子”。他的经历与杨生茂近乎相似，都是从乡镇干部一步一个台阶地跨上“县太爷”的座席。在这期间，他们都曾从事过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政法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然而，为了填充个人欲壑，两人都不顾党纪国法，以权力构筑着自己的安乐窝。当有关人员请示那笔住宅装修款怎么处理时，他们的回答既轻松又简单：“你们想法处理好就行了”。不过杨生茂却认为那笔住宅装修款没有贪占的故意，至今仍然是“借用”。但是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孙云在职期间，先后拥有过４套住宅楼房。于是纪检监察机关在调查他们住房款来源时，一宗集体私分贪污公款案又浮出了水面。

　　贪官们把高速公路建设的历史机遇，变成他们中饱私囊的良机，贪占之手伸向了按政策规定发放的土地补偿款西部大开发的春潮激浪，终于使地处沿山冷凉地区的民乐县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国道２２７线高速公路建设要贯穿其境。

　　这可是有史以来在境内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干部群众望着五彩缤纷的彩旗和空中飘荡的彩球，听着庆祝开工建设的欢快歌声，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为了保证工程建设的健康发展，该占用的土地按照规划如期划拨，该拆迁的民房按时拆迁，而此时此刻的杨生茂、孙云却将贪占之手伸向了按政策规定发放的土地补偿款。

　　银河企业集团公司是民乐县响当当的龙头企业，也是被国道２２７线高速公路建设占用土地的重点企业之一，董事长、总经理就是时任常务副县长的章晓文。

　　１９９８年９月，章晓文找到时任县长的杨生茂，要求借用国道高速公路建设的５０万元土地补偿款，以解决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经杨生茂与时任县委副书记兼县政法委书记的孙云在电话中研究同意，由孙云电话通知时任土地管理局局长的李会年，将５０万元土地补偿款借给了银河企业集团公司。之后孙云还向李会年说：“修建国道２２７线高速公路，你们都辛苦了，到时候给你们办件好事情！”１９９９年初，银河集团公司住宅楼动工之前，时任县计委主任兼国道２２７线高速公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王祖国通知几位实权人物到银河企业集团公司开会，研究决定乘银河企业集团公司修建住宅楼之机，给每人也修建一套住房，房款从土地补偿款中给每人“补助”８万。同年１１月２５日，孙云电话通知李会年将那笔土地补偿款由借款改为拨款，但银河企业集团公司却没有将拨款作为营业外收入。

　　２０００年４月５日和１１月６日，银河企业集团公司财务负责人按照公司负责人的授意，又以归还“借”土地局的土地补偿款为名，分两次提出现金，将５０万元土地补偿款私分贪污。

　　几位实权人物的时任职务和得款数额为：杨生茂，时任民乐县县长、兼任国道２２７线高速公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组长，分得款额８万元；孙云，时任民乐县委副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兼任国道２２７线高速公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副组长，分得款额８万元；章晓文，２００１年１月８日整体接受了银河企业集团公司债权债务，由此企业的所有权由国有转为民营，辞去常务副县长的职务后被改选为县政协副主席，由于在私分公款的账务处理中起了他人无法取代的作用，分得款额８万元，但挂在个人支付房款账上，没有领取；李会年，时任土地管理局局长，兼任国道２２７线高速公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成员，拥有管理土地占用补偿费的实权，分得款额８万元；王祖国，时任计委主任，兼任国道２２７线高速公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分得款额８万元；吴某某和毛某某是银河企业集团公司的财务人员，因需要他们处理账务，每人分得款额２万元。

　　至此，５０万元土地补偿款被个人贪污了４４万元，下余的６万元留给银河企业集团公司用于银河住宅花园的基础建设。

　　尽管他们集体私分贪污土地补偿款的手段十分蹩脚，但是却没有一人反对阻挠，使其贪占行为畅通无阻而如愿以偿。

　　纪检干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涉案人员终于讲清了问题，退出了赃款民乐县原主要领导干部共同私分贪污公款的腐败案件，很快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纪检部门从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１日开始查处民乐县原主要领导干部多占住房问题以来，仅用了不到４０天的时间，就查清了案件的来龙去脉，获得了大量的可靠证据，使案件查处进入了与当事人刺刀见红的实质性攻关阶段，纪检部门决定对几个关键性人物实行“双规”。时任地委副书记、地区纪委书记的郭尚俊既严格又细心，果断决定让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的查处工作，对实行“双规”的几员“大将”进行政策攻关，促使他们尽快谈清问题，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同时要求办案人员严格依法办事，确保被“双规”人员的安全。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２日，民乐县纷纷扬扬的雪花刚刚落地就化成了冰凉的泥水，办案人员关闭了各种通讯工具，悄然从机关大院消失了，就连他们的妻子、子女也不知去向。涉嫌私分公款的官员们被“请”到了规定的地点，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待各自的问题。尽管他们的面容有点憔悴，然而在决定自己“座上宾”与“阶下囚”的待遇面前，都很不坦然，没有一点“敢做敢当”的“男子汉”气概。

　　他们被办案人员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所震慑，似乎一瞥就能把你看穿。对办案人员来讲，尽管心急如焚，可又不能面露愁容，他们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讲清政策，指明前途，促其谈清问题，争取主动。王祖国首先被攻破了，他将私分公款的行为交待得清清楚楚，８万元赃款全部退清，在团伙案坦白交待问题时争取了第一而提前解除“双规”，得到了取保候审的宽大处理。吴某某的思想压力很大，“双规”之后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次日清晨６时讲清问题后，才卸去沉重的思想包袱而合眼沉睡。

　　其他几位被“双规”者，似乎还要软磨硬抗下去，孙云的《我的交待》已经四易其稿，仍然避重就轻，没有交待实质问题。不过办案人员有时间和耐心，等待他们觉醒。孙云患有胃病，每次饭后不喝几杯白酒就不消化，时任纪委副书记的王希珍从自己家中给带去了两瓶酒，每次饭后办案人员就让他喝上几杯，感动得孙云主动找办案人员讲清了问题。杨生茂患有糖尿病，他要什么药办案人员就给买什么药，每顿饭都给配备黄瓜、西红柿等新鲜蔬菜。在“双规”期间，他的分别在上海和张掖上学的两个孩子，每天通过电话让母亲督促父亲同他们通电话。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学业，由办案人员提供电话，破例让杨生茂分别与孩子通了电话。尽管他是最后一个讲清问题的涉案人员，却在电话中委托妻子千方百计退清贪占的公款，争取宽大处理。

　　２００２年６月５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除章晓文、王祖国取保候审外，杨生茂、孙云、李会年被依法逮捕。

　　这起共同私分贪污公款大案彰显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违法犯罪的尽管是少数人，但是违规违纪的干部却为数不少，反腐倡廉任重道远发生在民乐县主要领导中的共同私分贪污公款案，经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张掖检察分院批准，由异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异地人民法院审理。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９日至２０日该案在山丹县开庭公开审理，宽敞的审判庭座无虚席，民乐县的不少群众坐车数十公里赶来旁听。

　　在看守所羁押的孙云、杨生茂面色更加苍白憔悴，李会年显得更加苍老了。经过法庭调查、举证质证、辩护人辩护、被告陈述等审理程序，法官庄严宣判：孙云犯贪污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５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２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６年；杨生茂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５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２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６年；王祖国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４年；李会年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３年；章晓文另案处理。

　　宣判后，４名被告人均表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日作出终审裁定：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当庭出示质证的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有人为孙云和杨生茂算了一笔账：如果不是因为贪污犯罪而领刑坐牢，６年的工资收入就是１０多万元，何必为区区１１万元葬送了辉煌前程，这个代价确实太大、太沉重了。

　　然而权力观蜕变后，贪占的私欲必然会葬送辉煌前程。

　　发生在民乐县的这起共同私分贪污公款案，共涉及４名县处级干部和３名科级干部。由此案而引起查处的其他违纪案件，涉及的违纪干部之多确实触目惊心，就当时的民乐县委而言，染指于集体私分公款、用公款装修个人住宅、收受礼金的县委常委占到了总人数的大多数。据纪检部门的办案人员介绍，领导干部本来已有手机，但实权部门的领导仍然以工作需要给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配备手机，后来配备的手机又变成了现金。新春佳节去给领导拜年祝福，要送上礼金，少者千元，多者数千元，多与少的把握全凭领导手中权力的大小。领导到部门检查工作没有吃饭，部门要发给伙食补助费，开会要发会议补助费，甚至不顾动用专项扶贫资金，也要向领导表示表示“心意”。让人感到震惊的是，所有这一切，领导干部都坦然接受，竟然没有一人婉言谢绝。

　　有句俗语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有的便上行下效，领导干部拿了多少，单位的会计、出纳员也要拿多少，即使领导发现也没有办法处理，其原因是会计、出纳掌握着领导贪占的证据。

　　有一笔数额为１０．８万元的土地补偿款，王祖国、李会年等人已作好了方案准备再次共同私分，因纪检部门查得紧，才没有被私分。此时李会年、王祖国已被调整了工作单位，会计刘某（另案处理）将这笔资金公款私存，自己定婚、结婚、装修房子时就动用这笔款，先后贪污、挪用了２．７万元。

　　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每一个领导干部都经受着考验。民乐县主要领导共同贪污公款案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启示合上检察、纪检部门查处民乐县主要领导干部集体私分贪污公款大案的卷宗，再翻开他们的履历表，历历在目的是他们逐步成长的荣耀轨迹。对十来万元的贪占之举转眼之间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由“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这种荣耀与耻辱的强烈反差，再次为我们各级干部敲响了警钟：以正确行动填写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权力观的合格答卷，是人生漫长历程中的永恒主题。

　　记者至今清楚地记得，杨生茂刚刚当选为县长的时候，他上任之初就下令关闭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的手机，可今天他却成了人民的罪人。时任市纪委副书记、查处这起腐败大案的王希珍也为此伤心落泪。李会年１９６５年入党，１９７１年参加工作，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经济上也没有多少积蓄，在当地人缘口碑较好。本来他可以申请享受福利住房的政策性补助，可他没有去申请补助，却参与到了私分贪污土地补偿款的大案之中。上级批准他享受副县级待遇、提前离岗退休的文件刚刚下发到县上，还没有来得及宣布，次日他就被采取了“双规”措施。据说分得的８万元土地补偿款已用于购买住宅楼房，赃款退赔只得全靠家人到处筹借。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权力观蜕变以后，私欲就开始迅速膨胀，手中的权力便为贪占私欲服务，任何蹩脚的手段都可以用于捞钱，而法律的威严、公仆的责任却被忘得一干二净。国道２２７线高速公路建设占用土地的补偿费，本来应该如数补偿给农民，却被口口声声称为“公仆”的人吃了“回扣”。

　　实事求是地讲，杨生茂、孙云他们并非一走上领导岗位就变成了贪官污吏，在他们的任职历程上，确实也有不少闪光的亮点。他们后来以权贪占走上犯罪道路，对我们加强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这就是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清清白白做官，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回报人民。

　　（题图摄影：鲁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