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的理解，国学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哲学、文献学等。不过，这里的国学，显然不包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传统，更未内含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化，尽管它们在广义上也属于国学的范畴。何况，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国学，韩国人有韩国人的国学，但我们很少听到：德国人、法国人有国学之类说法。在这个意义上，国学更多地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相关联。它是一个封闭的民族在顽固拒绝普世的文化观的过程中的产物。难怪当代西方人把中国的国学轻蔑地称为汉学，如同它们对埃及学的称呼一样。换言之，国学的说法本身，就是对它的传播、发展的一种最大的阻碍。

　　另一方面，在今天汉语学界仅存的那些研究、捍卫国家的学者中，很少有人信仰中国传统国学的真正价值，除了迷信它能在２２世纪拯救全人类的某些偏执狂之外。对于后者的反驳很简单，如果国学只是指“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化传统，如果从先秦以来的国学两千多年来都没有拯救中国人脱离杀人和被杀的命运，难道一百年内它就能使我们逃脱这种命运的诅咒吗？我们发现：他们对国学的炽爱远不及对课题费的感情，更多是为着自己肉体生命生存延续的需要。他们最缺乏的，是如同老子、孔子那样以道为王的对学问和真理的虔敬。国学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仅仅是用来牟取今生名利的工具。正是这些人，才是国学的掘墓人。

　　和他们不同，当代学人杨润根先生，企图在传统国学研究中引入以感觉经验实证和形式逻辑实证为内容的经典科学方法，以挽救国学行将就木的噩运。杨先生再释老子《道德经》、孔子的《论语》。他首先把汉代以来的国学同先秦的诸子典籍思想相区别，认为发端于汉代经学的表音理论、假借理论、虚词理论和考据理论这一套解释先秦典籍的方法及其结果，不符合科学，因为，它们背离人们的经验感觉和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原则。的确，由于汉语是通过语言文字的字形引申出它的意义，它属于一种象征语言，一种表意文字而非表音文字，表音理论不适合于用来理解先秦典籍：如果我们承认先秦语言的完美性，假借理论、虚词理论也是一种多余的解释方法；如果我们认识到先秦诸子的典籍作为文本自身的完整性，考据学就属于一种外在于解释对象的理论。但是，这不意味着杨润根先生所谓科学的解释方法具有自明的合理性。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理代物理学发展出的哲学观认为：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只不过是人们主观认识范式的客观化的结果，因为即使在经典物理学的意义上，也不存在一个所谓完全脱离了人的客观世界等待着人去认识。况且，杨润根先生所说的“科学方法”，还是一种以感觉实证为基础的解释方法。感觉永远是个人的感觉，因而是主观的感觉。你依据什么断定自己对先秦典籍的感觉就是客观的感觉，从而独断地宣称它是唯一科学的正确的感觉？毋庸讳言，汉代以来的国学家们的理论也是建立在他们对先秦典籍的感觉把握的基础上，你凭什么断言它们就是错误的？

　　杨润根先生对老子《道德经》、孔子《论语》等的“发现”，其另一个立论为：既然李约瑟写出了《中国科技史》（此书原名《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明》其偶然被译成《中国科技史》，实质上内含某种必然的理解），那么，先秦也应当有发达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文化，否则，我们的祖先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发明创造呢？但是，李约瑟们能再贡献一部以系统的科学理论演进为内容的《中国科学思想史》吗？毕竟，科技不能等同于科学，科技史也不是科学史，技术的发明并不必然以科学理论的创造和哲学文化的反思为前提。相反，科学理论的诞生，却必然会引发技术的系统革命。正当杨先生雄心勃勃地把他的科学的解释理论引入对先秦典籍的阐释的时候，他似乎忘记了这些差别，忘记了哲学之类人文学科和古典自然科学的根本差别：前者建立在研究者的体验之上。何况，他把科学关于真理与谬误的观点，挪用于评判先秦典籍的解释结果，这本身就需要进一步的证明。

　　同样，杨先生对老子、孔子著作的解释，也离不开他的个人性的体验。因此，他不过是传统国学的又一个以“科学”为锄的掘墓人。因为：对于身患绝症的病人，我们对他最好的尊敬是让他安详地死去；对于奄奄一息的国学，我们对它最高的礼遇是让它平静地熟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