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以往形成的概念中，作家往往由这样一群人组成：他们既游离于社会群体之外，又深入社会群体之中。游离于外是为了以相对独立的眼光、情怀和人格观察和评判自身所处的世界；深入其中是为了以社会一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真切地体验和探知社会肌理上和世道人心上的病灶，以恰当的艺术形式，向人们发出警示，开出预防和疗效的药方。由于游离于外，使其对社会的观察和评判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准确性，由于深入其中，使得对世道人心的主观感受有了触及心灵的深刻性。正是拥有这两种优势，才使作家群体获得了担负社会良知的资格。

　　可是，如果作家群体自身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担负社会良知任务的作家，自身的良知迷失或倒错以后，将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后果呢？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强档推出的《所谓作家》，正是反映这一文化现象的长篇小说力作。该书的作者王家达先生现系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文学创作生涯已达４０个年头，其长篇报告文学《敦煌之恋》享誉海内外。长期的作家生活，使他对这一群体获得了深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仅熟稔作家的日常生活，而且洞悉他们的心灵世界。但是，如果仅仅站在作家角度写作家，很可能会产生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茫然和局限，可贵的是，在创作这部作品时，作者自觉地跳出了作家圈，是以目击者的身份展开审美判断的，是以评判者的态度展开道德判断的，小说题名《所谓作家》，本身就预告了作者在作品中所持的是客观的、批判的态度，而且，被审视、被批判的对象也包括作者自己。

　　基于这种创作态度，在《所谓作家》中，作者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作家群体。主人公胡然前后与村妇田珍、女作家沈萍、秦腔演员杨小霞发生了暧昧关系，他抛弃了对他一往情深的田珍，捧红了沈萍、杨小霞，可在胡然病危时，只有田珍出现在他的病床前。沈萍是一位基层女作者，胡然帮助她修改和撰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并帮助她调入省城工作，作品出版后，她借机状告出版社，声名鹊起，此时，她抛弃胡然，以色相另攀高枝，谋求更多更高的名利，又以作家身份到处招摇撞骗，丧失了作家最起码的人格尊严和社会良知；杨小霞在被胡然捧红并调入省城后，抛弃胡然，傍上了大款；剧作家牛人杰借剽窃胡然的作品成为京城影视界大腕，走到哪里都是高官陪伴，前呼后拥，此时，他抛弃妻儿，带领剧组下乡拍戏时，又骗吃骗住骗朋友，骗异性的感情，赖农民的工钱，人格和社会良知尽丧，而他依然是当红大腕；主管作协工作的肖副市长及把持作协领导职务的苏守信、王伦等人，不学无术、人格低下，或者以工作的名义乱搞女性，或者以整人、排斥和打击报复为能，将清水衙门折腾得污水横流；酸腐文人钱学义在整人时一点也不酸腐，而是整人有术，他善于把学术问题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中，仍在继承和发扬极左路线下的恶习，抡圆政治棍子解决学术问题，沦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而正是这样一些肉体与灵魂的双重堕落者，在作协换届选举时，仍被某种抱残守缺的势力内定为作协班子成员。在这些作家或准作家身上，我们看到了，在社会大转型时代，不仅社会公共秩序需要转型和调试，而且，个人的精神世界及社会道德评价系统也要与之同步转型和调试，否则，必然会导致此二者的双重紊乱，从而使本来的社会良知的体现者，蜕变为事实上的社会良知的遗失者和损害者。这正是这本书所着力表现的文本主旨。

　　当然，在《所谓作家》中，作者也向我们展示了一批富有良知的作家典范，如坚守学术道德的孟一先，勇于负责的资深编辑徐晨，古道热肠的诗人野风，不向邪恶低头的青年学者周新亚等，而在电管所工人老崔身上，则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权情义双兼的高贵品质，在村妇田珍身上，则寄托了作者寻求人间真情的愿望，即便是拈花惹草毛病多多的胡然，他的善良，他的正义感，他的忏悔意识，仍然是可敬的，是一个有缺点但并未彻底堕落的作家形象。总之，生活中有恶风冷雨，也有阳光灿烂，人性有恶有善，有可耻的背叛，也有良知的坚守，而这也是这部作品所着力体现的另一文本主旨，显然，作者要从这些人和这些事里，试图找回一度迷失的良知，这是《所谓作家》中可贵的亮点。

　　《所谓作家》是以漫画形式的、大写意的叙事技巧，以反讽的修辞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代作家百相图，场面宏阔，笔锋犀利，写人刻骨镂心，脸面与灵魂活灵活现，即便在闹市中，其独有形象也不会与他人混同；记事脉络裸露，纵的线条与横的场面经纬分明，如在眼前，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这是一部国内文坛近年来难得一见的长篇巨制，有论者将其与《儒林外史》和《名利场》相提并论，当属有见识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