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加强舆论监督，但有些地方就是置若罔闻，甚至动用手中权力阻挠记者采访，封堵新闻渠道。

　　据报载，１月２０日，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在公开开庭、审理一民营企业集团董事长涉嫌报复沈阳市土地规划局局长一案时，不顾最高法院“凡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等不宜向社会公开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其他案件都要公开审理，允许记者旁听”的规定，也不管此案备受公众关注的事实，公然以市上某领导“有批示”为由，拒绝了多家新闻媒体法庭旁听的请求。就连当天已进入旁听席，并遵守有关旁听规定的新华社记者，也被“强行逐出法庭”（２月２０日《中国青年报》）。

　　其实，近些年来，此类消息已经不是新闻。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我们不止一次见过对着摄像镜头作“金刚怒目”状的路警，推搡甚至驱赶记者的“执法人员”，瞪着眼睛说瞎话，为自己或部下丑行百般辩护的“部门或地方负责人”……

　　去年初秋，西部某省会城市一执法机关给所属部门发文，列出了数家媒体的记者名单，明令以后“不接待”这些记者采访，因为他们曾经揭露、报道过该系统个别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利影响”。

　　讳疾忌医，瞒上欺下，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长期得不到根治，原因固然很多，但信息不公开、公众不知情，形不成“社会公治力”，以至于一些人敢于恃权弄势甚至颠倒黑白，则不能不说是关键因素之一。极少数地方或政务部门的领导以所管辖区或系统为仕途基石，以无原则袒护部下为为官之道，一旦下面发生有可能影响自家政绩与体面的事，能捂就捂，能包就包，或者把坏事说成好事，“丧事”说成“喜事”。就像鲁迅所批判的有些人对生病部位的掩饰，说那里“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若乳酪”，以为就此可以天下太平，皆大欢喜。所以，决不允许记者拨动这根“神经”，捅出事情真相。如果“下面”跟他有利益关系，甚至他就是“下面”所做坏事的既得利益者，那就更不得了，暗地里“封杀”记者或是公开地驱赶记者，都是“小菜一碟”了。

　　随着传媒业的快速发展，新闻记者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以自己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良知宣传党的政策，报道新闻，鞭挞丑恶，揭露混进行政执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应该说，记者缩短了公众和政府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虽然他们之中也有个别人有意无意地写过不实报道，那也不能因此拒记者于千里之外，更不能以此否定整个记者队伍。更何况，剥夺记者的采访权，实质上是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所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新闻媒体的监督是改进和完善司法机制的良药和促进剂。要依法保护新闻单位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广州市政府已于１月１日开始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从政府与百姓生活有关系的重大决策到市长每月拿多少工资，市民都有权通过政府网站和新闻媒体获知详情。

　　但是，依法的前提是要有法。尊重公众知情权和“保护”记者采访权，仅有一位或几位司法官员说话，或者个别地方政府制定几项制度是不够的。希望尽快有一部法律，既对阻挠记者采访的行为予以制裁，也对记者的不实报道给予惩治，使得不属于国家规定保密范围的行政和执法情况透明化，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有问题及早曝光，有毛病及早诊治，有“毒瘤”及早剜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转。否则，没有法律的制约和规范，“保护记者采访权”的地方制度很难持久，“有关领导”的话也不过说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