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二岁时，父亲一时高兴，将一厚本集邮册送我。里面有大清票、民国票、伪满洲国票和一些印有译文的邮票。邻居一个男孩，二十来岁，也集邮，常与我交换邮册翻看。他不时提出交换邮票的要求，见他拿出的又大又新，我慨然应允。不久我们举家迁居别市，一日父亲翻看邮册，顿足失色，所有珍邮都不见了，新增的都是普通邮票。待我说明原委，父亲盛怒之下要去信索回，终因考虑到难达目的而作罢。

　　５０年过去了，想必当年那男孩已成为集邮的“行家”，对到手的邮票也会格外珍惜。人世沧桑，几度搬迁，我那邮册早已不知去向。虽如此，对这位“票友”我至今仍耿耿于怀。

　　这也许是因为我目光短浅不够“大度”罢。我国的文物也曾遭到与我的邮册类似的命运，但有论者却能超越历史超越国度而“高瞻远瞩”，对是非功过另有新见。英国人斯坦因，于２０世纪初５次到我国敦煌莫高窟，从藏经洞监守人王道士手中，用少得可怜的银子“购”走９０００多卷写本和５００多幅佛画。论者认为我们应该尊敬和感谢这位斯坦因，其理由有三：一是此乃斯坦因个人所为，与“帝国主义”无关；二是当时中国人不识货，将古文献视为垃圾，而他则是“敦煌的第一知音”，而且“不远万里而来”，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佳人”推向世界；三是他将所得悉数归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珍藏至今，而流散国内的敦煌文物却再也没有下落。依此看来，这斯坦因不但是敦煌文物的第一“知音”，而且是保护这文物的第一“功臣”。

　　中国文物真是多灾多难，世传文物的满目疮痍和考古发掘的十墓九空可以为证。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遇到内行偷完，遇到外行糟完。可鲁迅并不因痛惜“糟完”而推崇“偷完”。因这内行的“慧眼”与“执著”同样可怕，何况敦煌文物遇到的是外国的内行。因为彼国非吾国，大英博物馆不是故宫博物院。今天我们就是愿付百倍于当年的银子，也换不来这些文物回归。

　　须知一幅《研山铭》就是２９９９万，相当于黄金７００多斤，还是“优惠价”。至今尚未有哪个国家欢迎这类“知音”，这有各国海关的大力缉私为证。斯坦因当年绝不是忧心于这些珍贵文物会“糟完”而帮助我们“抢救”。就像我遇到的那位老兄，何尝不是因预见到我的邮册将不知去向而代我“珍藏”。用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褒贬爱憎就会错位。至于斯坦因的身份，无关紧要。评价一个人，主要看他的行为。当年，到我国倾销鸦片的，未必都怀有大英政府的委任状。

　　时至今日，斯坦因这样的“知音”远未绝迹。近年我国文物流失惊人，出土于我国的恐龙蛋化石连外国地摊上都有出售，沈阳海关一次就追缴一位韩国“知音”走私化石的２３６４块，其中相当于国家二三级文物的化石多达１２９块。而在辽西，一块鱼化石卖几毛钱，昆虫化石给钱就卖。正是因遇“知音”，利益驱动，乱挖乱采，疯狂破坏，才导致损失惨重。这就是“知音”带来的恶果。

　　古今斯坦因虽然洞察文物奇货可居，但若据此称他们为文物的“知音”，纯属谬奖。一如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何尝不是被拐卖者的“知音”。不是我们国家的“知音”，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知音”，就不会是我国文物的“知音”。那些远走异国他乡有家难归的文物如果有知，对他们也定会唾骂的。还是视他们为蓄意“偷完”的盗贼为好。对他们应怒斥，要警惕，而不是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