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位日本老人，倾其毕生积蓄，越洋跨海来到中国西部，就是要亲眼看看他心仪已久的汉代长城和举世闻名的玉门关。然而，到达目的地后，展现在老人面前的却是些破城残关、颓垣断壁，还有那不知何时坍塌得只剩下一堆堆残留着古代夯建痕迹的黄土。老人禁不住嚎啕大哭，长跪不起……

　　１９９４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四位专家，在敦煌地区看了汉长城和玉门关烽燧遗址后十分震惊：“我们走过世界不少国家，像这样悠久的历史文物，实在太难得了！”同时，专家们也为这些文物濒临危境而深感不安……

　　如何抢救这些面临灭顶之灾的文化遗产，保护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全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者都在为之呕心沥血。

　　在古丝绸之路上更是活跃着一支默默无闻而又勇于献身的文保工作者，他们的带头人便是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第一位文物保护博士李最雄。

　　多年来，李最雄及其合作者，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对石质文物和土质文物保护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他所发明的ＰＳ加固材料和技术，解决了土质和石质文物保护的一大难题，被授予迄今为止我国文物保护工作领域的最高奖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终于获得成功。然而，李最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令人意想不到地说：“我搞文物保护工作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偶然与必然，是事物发展的某种规律？还是冥冥之中的因果效应？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４０多年前，去追寻李最雄从偶然到必然的人生轨迹。

　　一句玩笑差点断送了他的前程那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劫难的年代，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年轻的共和国肌体造成了伤筋动骨般的后果；那是共和国历史上令人不可思议的年代，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使共和国一些公民的头脑时而发潮时而发热。

　　生于兰州市郊区的李最雄，当时正在家乡的一所中学上高中，由于生来就比较瘦弱，大伙儿送他外号“瘦子”。

　　有一天，同学们给生产队地里送粪，一位与李最雄比较要好的同学开玩笑说：“瘦子，你不好好吃饭，身体这么瘦，怎么搞大跃进呢？”李最雄随随便便回了一句：“大跃进，搞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大跃进！”谁也没有想到，年轻人之间不经意的一句玩笑，不知被谁反映到学校领导那里，一顶“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大帽子随即扣向这个涉世不深的中学生头上。他被一下子打懵了，眼看升学考试临近了，这该怎么办？按学习成绩，李最雄考上个重点大学应该不成问题。多年来，他的目标就是重点大学，这下全完了，他茫然不知所措！

　　果然，填报高考志愿时，“上头”有人说，像李最雄这样有“恶攻”问题的学生只能报考本省的师范类学校。没办法，他只好选择确保他最喜欢的化学专业就行了。

　　在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化学系学习的４年中，由于李最雄在中学时的学习基本功扎实，再加上有郑载兴等名教授指点，使他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此外，不知是他本来就有音乐的天赋，还是该校音乐系的名师调教有方，几年下来，这位课余时间常在音乐系转悠的业余音乐爱好者，居然成了甘肃师范大学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演奏员，并经常应邀出入省城的一些大型演出场所，为广大听众演奏高品位的中外名曲。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把小提琴把他带进另一个全新的视野４年的大学生涯很快结束了，那时候的毕业分配，个人志愿基本上是个名份，大多数人都得“服从组织分配”。

　　分配方案公布了，李最雄被分配到与他的化学专业毫不搭界的甘肃省文化厅。

　　据说，是因为那把在学校使他小有名气的小提琴。那时候，他满以为要他去文艺团体的乐队当演奏员，谁知道，二次分配，他却阴差阳错地来到了与老古董打交道的甘肃省博物馆。

　　还好，博物馆有个搞文物保护修复的技术部，李最雄虽未在这里彻底“安家”，却从这里开始“乐业”，这便是李最雄所说的那个“偶然的机会”。从此，他与文物保护结下了不解之缘，且一发不可收拾，一干就是近４０年。

　　当他看到由于不可抗拒的地震、风剥、雨蚀等自然灾害给许多珍贵文物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时，他的心被震撼了。特别是当他听说，石质文物的风化损害已成为世界文物保护的一大难题，而截至目前的保护措施仍收效甚微时，他的心更加躁动不安，他下决心从石雕砂岩风化的起因开始探索。

　　经过对甘肃炳灵寺和庆阳北石窟石雕的风化反复研究，李最雄发现，砂岩的胶结泥质中，含有不少分子结构空隙较大并易吸收水分子的蒙脱石，随着外部环境特别是湿度的变化，吸水膨胀，释水收缩，经年累月，反反复复，遂导致砂岩结构破坏。这便是石雕文物风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问题的症结找到了，如何防止石雕文物的风化呢？

　　经过长期探索，查阅文献，请教专家，反复筛选以及记不清次数的实验，李最雄发现，高模数的硅酸钾溶液，配以适当的固化剂、交联剂，是保护加固已风化的砂岩石雕理想的材料和方法。

　　经过在炳灵寺和北石窟现场试验，效果相当好，李最雄成功了，该材料被定名为“ＰＳ”。

　　成功，说起来和写起来似乎很简单，有谁知道，在长达５年的研究工作中，李最雄和他的助手们为之付出了多少艰辛和汗水？

　　要查阅国外文献，李最雄的外文水平显然不够，他下决心从头补起。从省博物馆到师大，少说也有十几里路，每天晚上，他骑自行车去母校上夜大补习英语，风雨无阻；就是出差在外，他也不曾放松学习。他的助手王亨通回忆说，有一次出差坐火车，早晨一睁眼不见了李老师，他以为去卫生间了，可等了半个时辰仍不见人，他便满车厢去找，才发现李老师在两个车厢连接处的门道里背英语单词，作为学生，他惭愧得悄悄溜回了车厢。

　　ＰＳ材料的研发从头到尾都在变化多端的各类实验中进行。在实验室，他们要对不同砂岩样品连续不断地进行抗渗透、抗冻融、抗折压等多项试验，每４个小时观察记录一次，有时一试验就是几个月，李最雄和他的助手王亨通、王琦，昼夜轮流值班。到现场试验就更辛苦了。那时候，庆阳北石窟的交通不便，几十公斤重的空压机等设备，雇拖拉机拉到崖坎上，剩下的就是人背肩扛了。向岩体上喷涂ＰＳ材料，一天下来，常常弄得人像个泥猴似的，不要说劳累，光那些化学材料的气味也闻得你饱饱的……

　　苍天不负有心人，ＰＳ材料的研发终于获得成功。然而，这成功给李最雄带来的却不完全是美丽的花环。

　　一次科研鉴定会竟然把他推向举步维艰的境地１９８４年夏，国家文物局在麦积山组织了对李最雄等人的科研成果《应用ＰＳ材料加固风化砂岩石雕的研究》进行科学技术鉴定。无须讳言，当时会议上争论比较激烈，所争论的问题也是专家之间正常的学术争论。

　　专家们争论的焦点：ＰＳ材料是不是加固风化砂岩石雕的理想材料？争论结果，评委会绝大多数专家认为，ＰＳ材料设计构思合理、理论根据充分、保护效果良好，是迄今为止用于加固风化砂岩石雕比较理想的材料。

　　最后的鉴定报告，鉴定委员会的７名委员中６人签字同意，有一人不同意签字。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研究成果仍然获得通过。

　　这恰恰说明这次鉴定会的全体成员对工作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它不同于有些鉴定会上我好、你好、他也好的庸俗做法。可是会后，有人却声称“鉴定报告是强行通过的”，并反对向上级申报科研成果……于是，该项目便因一些非学术的原因搁浅了。

　　更令李最雄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麦积山鉴定会后，他担任多年的省博物馆技术部副主任被莫明其妙地拿掉了。按说一个只有副科级待遇的副主任不当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事前事后没有一个人找他谈过话，他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他万万没有想到，辛辛苦苦干了几年，一次鉴定会怎么竟把他推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这个社会简直太令人不可琢磨了！他深感无助而又无奈……

　　一位伯乐领着他步入人生的新天地正当李最雄陷入迷茫而愁肠百结的时候，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先生，慧眼识珠，果断决定，调李最雄到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所工作。

　　让当时一些人不可理解、包括李最雄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是，对敦煌研究院无尺寸之功、在博物馆仅为副科级待遇的李最雄，竟然被直接任命为副处级待遇的文物保护所副所长，而且报到不几天，便被派到日本去研修。

　　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才不得不佩服老院长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正是他的惜才爱才和远见卓识，不仅拯救了一个年轻人的学术生命，而且为国家的文物保护事业遴选了一位难得的科技英才。

　　东渡扶桑前夕，老院长拉着李最雄的手说“去吧，学学人家先进的东西，利用人家先进的设备，继续完善你的ＰＳ材料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日本两年多的时间里，李最雄先后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研修。期间，日本岩石学保护专家西浦忠辉先生对李最雄在中国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双方决定合作，对ＰＳ材料加固风化砂岩石雕做进一步研究。只不过这次研究实验采用的岩样为日本福岛县小高町药师堂的凝灰岩。

　　日本福岛县小高町药师堂的凝灰岩，其物理力学性质非常近似中国庆阳北石窟的黄砂岩。而且药师堂里的摩崖造像风化比庆阳北石窟的石雕更为严重，其石质已非常疏松脆弱，手一触摸，便掉粉末，其岩样放在水中便很快崩解。

　　针对药师堂摩崖造像的石质情况，结合当地的气候等自然环境，李最雄选用５种不同模数的ＰＳ材料对其进行渗透加固试验，结果证明模数为４的ＰＳ材料加固凝灰岩，其耐候性（即耐老化性）是最佳的。

　　这次试验成功，不仅证明李最雄在国内的研究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证明ＰＳ材料用来加固其他风化的石质都是可行的，只要掌握好ＰＳ材料的模数即可。

　　李最雄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日本文物保护界的认可，并于１９８８年在京都国际文物保护会议上公开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被誉为“中日合作的重大成果”。其实，这只不过是李最雄把他在国内的研究成果，与日本专家合作在国外重新验证了一次而已。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科学家的一种悲哀！

　　这，也许是段文杰先生老谋深算的一着妙棋。

　　一个大胆的决策给ＰＳ材料下了“终审判决”ＰＳ材料在日本经过重新验证获得成功后，极大地鼓舞了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樊锦诗大胆决定，立即在安西榆林窟大面积推广应用。

　　安西榆林窟，分布在榆林河两岸的东、西崖壁上。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受河水下切以及自然风化等原因，岩体上产生了许多裂隙，遇到阴雨天，雨水便经由这些裂隙渗透进洞窟，使泥质胶结的砂砾岩层逐渐松散，壁画与岩层慢慢分离而造成壁画大面积脱落。

　　针对榆林窟岩体松散、具有裂隙多的特点，李最雄和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所的王旭东等同志，经过现场的反复试验论证，决定对岩体裂隙采用锚固加灌浆的办法。锚固部分请有施工经验的中铁西北科学院专家实施。李最雄和王旭东亲自带领大家进行化学灌浆。他们先将裂隙两侧的风化岩石面喷涂上ＰＳ材料进行加固渗透，然后用水泥砂浆将裂隙封闭，最后再把ＰＳ———Ｆ浆液灌进，以填充密实裂隙中的毛细孔隙。经岩体剖开监测，灌浆后的浆液结石体与岩体裂隙的两壁粘合非常牢固，施工效果十分理想。

　　榆林窟的加固保护工程面积上万平方米，仅用于灌浆的材料就达１２３吨，这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说，京都国际文物会议对李最雄的ＰＳ材料，从理论上进一步认可的话，那么，榆林窟大面积的应用推广，则是对ＰＳ材料及其工艺方法在实际应用上作出的最好结论。

　　随之，ＰＳ材料研究项目被评为文化部科研二等奖；不久，该项目又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我国文物保护领域里迄今没有国家级的一等奖，因而，这一奖项实际上是目前该领域的最高奖项（全国共５项）。

　　历经了几年“折腾”之后，李最雄更加成熟了，他清楚，没有段文杰、樊锦诗等同志的扶持，他不可能有今天。他知道自己唯一可做的就是抖擞精神，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他钟爱的祖国文物保护事业。

　　一位好妻子以其柔软的肩膀支撑着即将坍塌的家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李最雄先后在国外工作了四五年。而这一段，正是他的家庭最困难的时期：一位常年卧病的老岳母；两个上中学又相当调皮的儿子；一个上小学身体孱弱的小姑娘。把这一切全丢给患有冠心病、肾炎、腰椎病等多种疾病的妻子鲁云，他的确于心不忍，但是没办法，为了事业，他只能狠着心走。

　　说实话，起初妻子也真的不想放他走。因为别的事都能凑合，唯独让她天天揪心的是两个调皮的儿子。

　　果然，李最雄刚走了不到２０天，学校老师“请家长”的通知便接二连三。今天老大逃学了、明天老二考砸了；昨天老大被人打了的事还未了结、今天老二又把别人打了……鲁云拖着个病身子，下了班顾不上侍候卧病的老母亲，得赶快到学校去接受老师没完没了地“训斥”。生性好强的鲁云，每到这时，只有眼泪哗哗地往下流。但为了亲人在国外能安心工作，她只好一边书报平安，一边咬碎牙往肚里咽。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年，李最雄原定的研修期满了，没想到李最雄来信说研究院决定他在日本研修的时间延长了。天哪！这苦日子还有没有个头？那时候，鲁云简直有天要塌了家要散了的感觉……

　　为了简化矛盾，缓解压力，４０岁刚出头的她，只好违心地向单位申请提前病退，意在“牺牲”自己换取一箭三雕———大儿子去接她的班；自己回家侍候有病的老母亲；腾出一点精力辅导二儿子的功课。

　　这一招还真有些效果，上了班的大儿子老实多了；老母亲脸上有了笑容了；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二儿子的学习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当鲁云第一次在家长会上听到老师表扬自己的儿子时，她禁不住泪水潸潸，这与其说是喜悦，不如说是诉说着一个善良母亲长期淤积的满腹委曲……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个贤慧的妻子。也真是，既是李最雄后来回国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在敦煌，家仍然靠鲁云那柔弱的肩膀支撑着。鲁云也真可以，她居然让三个孩子通过高考或成人教育等方式先后都完成了大学学业。每当提起这些，李最雄总是歉疚地说：“几十年来苦坏了鲁云，没有她，我这个家说不定真塌了呢！”一块天王堂的壁画残片给了他开启博士之门的灵感去过敦煌莫高窟的人可能都知道，有些洞窟壁画的颜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铅丹，有的变成了深咖啡，有的甚至接近黑色。

　　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铅丹等颜料的变色呢？历来的专家研究认为，是由于戈壁滩气候干燥和阳光紫外线强烈照射等外部环境引起“热氧化”的结果。

　　李最雄对此一直心存疑虑。

　　１９８８年，他应加拿大大使基金发展组织的邀请，去加拿大进行敦煌壁画颜料变色的机理研究时，带了１３块莫高窟和炳灵寺的壁画残片。

　　在加拿大，李最雄利用先进的“Ｘ衍射仪”和“偏光显微镜”对他带去的１３块壁画残片反复对比研究，发现惟有在莫高窟窟顶天王堂门外捡到的一块壁画残片上的铅丹颜色变化不大。这就奇了，按说天王堂就在莫高窟窟顶的戈壁之中，理应是气候最干燥和阳光照射最强的地方，铅丹的颜色却基本未变，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热氧化”的传统观点。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其他壁画铅丹颜色的变化呢？经过反复对比，他又发现来自炳灵寺唐代１３０窟的残片上铅丹颜色变化最大，几乎成了黑色，这会不会与炳灵寺水库潮湿的环境有关呢？李最雄开始摹拟不同的湿度环境对壁画残片进行试验分析，发现湿度超过７０便会引起壁画中铅丹发生变化。据此，李最雄得出结论，莫高窟壁画颜色变化的决定因素是洞窟的湿度。如果这一新见解成立，将对壁画的保护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几乎与李最雄发表新观点的同时，国际保护学权威杂志《保护研究》发表了一位意大利学者通过对意大利教堂壁画中铅丹颜色变化的研究，也得出了与李最雄完全一致的结论。

　　李最雄的研究还在继续深入。既然铅丹须在湿度达到７０以上才会发生变色，可地处戈壁滩的莫高窟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其洞窟壁画中的铅丹怎么会变色呢？据历史文献记载，在汉唐时期，莫高窟前曾有一条可以划船的大泉河。这说明莫高窟当时的小环境相当潮湿，再加上洞窟开凿初期绘制壁画时，须先在洞壁敷抹一层约５厘米厚的泥层，其湿度足以达到使铅丹变色的环境。换句话说，现在莫高窟变了颜色的铅丹早在莫高窟建窟初期就已经发生了。而天王堂的那块残片上的铅丹又为什么变化不大呢？

　　这是由于天王堂在莫高窟顶的戈壁中，常年受风吹和阳光强烈照射，天王堂的周边环境比较干燥所致。

　　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李最雄据此参加了在东京艺术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答辩组专家的高度赞扬，从而荣膺了中国第一位文物保护博士的头衔。

　　一群棒小伙和李最雄一起撑起了丝路文物的保护伞李最雄常说：“事情要靠大家干，事情也是大家干的，我不过开了ＰＳ材料这个课题，挑了个头罢了。”是的，随着李最雄和他的ＰＳ材料在国内外文物保护界的声誉鹊起，ＰＳ材料的应用和推广的范围越来越大，再加上ＰＳ材料必须根据不同保护对象的环境差异采用不同配方的材料和工艺方法，它实际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系统工程，李最雄从一开始就注意培养各方面年轻有为的专业人才。如今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所已经由他当所长时的六七人扩大到六七十人。一批高水平的后起之秀正迅速成长。目前已有副研究员９人，文物保护博士３人。其中有的人已经挑起了研究院的大梁，和李最雄一起，共同撑起了丝绸之路文物的保护伞。

　　接替李最雄担任研究所所长的王旭东博士，结合丝路古遗址的岩、土特性及工程地质环境，对ＰＳ材料的加固机理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在应用及工艺方法的改进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玉门关、河仓城、宁夏西夏王陵三号陵的加固工程就是由他主持的。

　　如今，ＰＳ材料从理论到实践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加固土质、石质文物的体系，但在实践应用中，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仍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副研究员苏伯民，已经在ＰＳ材料与黏土作用机理研究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并取得了成果。

　　目前正在主持拉萨布达拉宫、罗布材卡和萨迦寺三座寺院壁画修复工作的副研究员汪万福，带领项目组全体同志，针对三寺壁画的空鼓等病害现状，经反复研究、实验、筛选出了以ＰＳ材料为主剂的新型灌浆材料，为即将开工的三寺壁画修复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ＰＳ材料在土、石质文物保护中的良好效果，其理论体系及工艺方法已得到国内外文物保护界的公认。需要用它保护、加固的文物越来越多。李最雄和他的助手们整天忙得恨无分身之术。

　　因为，有不少古遗址在长期风化剥蚀的地质作用下，已面临灭顶之灾，亟待抢救性修复。

　　去年１１月，安西县发生了５·９级地震，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锁阳城土遗址”中墩底被剥蚀掏空而濒临倒塌的“角墩”却岿然不动。震后，安西县文保部门的负责同志后怕地说，要不是敦煌研究院张鲁高级工程师等，在震前对锁阳城“角墩”进行抢救性加固，这次地震必塌无疑！

　　面对接踵而来希望敦煌研究院派人去帮助加固修复文物的请求，李最雄说：“不要说全国，仅甘肃的省级以上土遗址保护单位就有６００多个，石窟１７０多处。这辈子我都干不完！”言语间，既洋溢着一种成就感，也流露出一股鞠躬尽瘁的豪情。

　　（题图为敦煌莫高窟，本文图片由李最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