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主张“忍气吞声”，同样也不主张“宁死不屈”。在政府重视、法律撑腰、社会关注、舆论支持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有更好的办法，也应该给民工指一条更好的途径。

　　 前几天回了一趟农村老家，遇见一位曾经外出打工的老乡。一方面，他说他还想出去打工，家里实在太缺钱花了；另一方面，他说干多苦的活他都不怕，怕就怕活干完了要不来钱。他托我给他找个活，条件只有一个：活干完了就给钱。

　　 按理说，这是个不算条件的条件。但实际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单位），已经成为民工心目中的“神圣”。

　　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年年管，年年拖。“拖”到现在，可以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各级政府和劳动保障部门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对“欠薪现象”已形成合围之势；大大小小的媒体，也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以超大规模的报道制造高压态势。

　　 过年前后，拖欠民工工资问题成了热门话题；年过完了，拖欠民工工资问题仍然还是一个不冷不热的问题。

　　 “老板”欠了民工的工资，第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民工亲自上门讨要。我承认，很多欠薪问题就以这种最“民间”的方式解决了。但是，人家之所以要拖，就是因为不想给；如果双方面对面，这种潜在的冲突就可能诉诸于行动。从公开的报道和我的所见所闻，其结果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形：一则，民工忍气吞声，自认倒霉，抱一丝希望而去，放弃一切希望而回；二则，民工气冲冲而去，与对方正面交锋，这时，可能就要吃一点“眼前亏”，不是受辱，就是遭打，因此致伤致残者也不乏其例；三则，民工忍无可忍时，就可能采取一些过激行动，以至违法犯罪，从受害者变成受惩罚者；四则，民工万般无奈之下，变“强攻”为“智取”，比如见诸媒体的“跳楼秀”、“上吊秀”等等，老板怕出人命，只得认输。

　　 但是，无论哪一种，都让人悲从中来。

　　 我不主张“忍气吞声”，同样也不主张“宁死不屈”。在政府重视、法律撑腰、社会关注、舆论支持的大背景下，在这种很具体的事情上，我们应该有更好的办法，也应该给民工指一条更好的途径。

　　 我想到了政府部门很多临时的和非临时的专门“办公室”。——能不能也成立一个“为民工讨薪办公室”呢？办公室可以设在劳动保障部门或其他什么部门，但这个“办公室”不应该是虚的，要有专门的人，专门的地点，专门的设施，专门接待讨薪农民工的投诉，以政府的身份，代表农民工上门同欠薪者直接交涉。

　　 这样做，起码有五大好处：一，避免农民工同欠薪者发生直接的刚性冲突，减少恶性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二，政府直接介入具体或个体事件，可以更有效地打消欠薪者的侥幸心理。三，不但可以让讨薪民工有具体明确的投诉方向，也可以防止“相关部门”互相推诿扯皮。四，政府方面可以更具体、更直接地了解拖欠民工工资的实际情况，可能在解决个体事件的同时，促使一定范围内欠薪问题的整体解决。五，讨回了民工工资的同时，也挽回了政府威信。

　　 可以看出来，在我的心目中，“讨薪办”既是权威部门，也是中介机构。

　　“中介讨薪”的力量，社会上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探索。《西部商报》连续几年组织人力，开展“我为民工讨工钱”活动，一接到民工投诉，记者即亲自上门。可能是欠薪者害怕曝光，只要记者出动，几乎都有比较满意的结果。

　　 我想，作为政府部门的“讨薪办”，当它把“权威”和“中介”的功能都发挥出来的时候，其作用肯定会远甚于媒体，也会远甚于民工个人。

　　 年过完了，拖欠民工工资的事好像也少有人谈了。但是，民工们却时时刻刻为此捏着一把汗。

　　 成立“讨薪办”可能属于应急措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有这样一个机构，起码会给民工一种比较长效的心理支持；也免得到了年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弄得上上下下手足无措。

　　 我想，既然要对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标本兼治”，那么，成立“讨薪办”也就不算太消极、太眼前、太急功近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