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敲钟人 □本报记者杨恒李近远

　　４月９日，我们到漳县采访，漳县的领导问我们，你们去不去金钟乡，采访不采访金钟文学社，看不看杨引丛。漳县的领导说，只要外面来人采访，他们都这样问记者朋友。

　　在漳县，最有名的是金钟乡，在金钟乡，最有名的是金钟文学社，在金钟文学社，最有名的是社长杨引丛。

　　有名，是因为外面的世界知道他们的名字。

　　１９９６年，漳县、金钟乡、金钟文学社、杨引丛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上。

　　这些媒体有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中国摄影报，还有许多省市的报纸和电视台。他们出名不因别的，只因金钟乡的几名农村青年办了一分名为《金钟》的油印文学杂志。

　　多年过去，《金钟》已油印到６３期，金钟鸣响的声音，还从深山里传出。

　　金钟路上只有在山沟里穿行，才知道山的深度。

　　４月９日中午，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金钟乡。新寺在漳县东部，与武山县相接，金钟乡在漳县西部，与卓尼县相接。东西之间是绵延无尽的大山。

　　一路行去，山与山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山势也越来越陡，笔直的山坡上，枯死的野草掩不住丛丛乱石，山风吹过，摇摇欲坠。出漳县县城约１０公里，便是著名的殪虎桥。

　　２００２年６月间，一场大雨给这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巨大的泥石流摧毁了民房道路，夺去了几条人命。再往西行，就上了沙土路，路窄得仅容一辆车通过。沙土路右侧的小山沟口的扇面上，铺满了棱角分明的碎石，碎石中不含泥土。县上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泥石流留下的遗产，泥土随水而去，碎石留在山下。老乡们用这些石头砌庄院墙、房基、猪圈和地埂。一路上随处可见用山石砌成的地埂、院墙、猪圈、房基。

　　看看表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车子驶进了一个山脚下小小的镇子。

　　金钟乡到了。

　　乡政府院子里一树榆叶梅开得正欢。

　　早晨，我们被新寺的太阳晒得生疼，此时，站在金钟乡的街道里，感到阵阵寒意。阴云布满了窄小的天空，下午４时的金钟好像已是黄昏。碎石路还伸向西面，山势所掩，我们看不见大山最终的深度。街道上没有行人，只有几株白杨树，高高的枝杆伸向阴沉沉的天空。

　　文学社内白杨树的下面，一排红砖房，临街的门口挂着一面小木牌，上写“金钟文学社”。我们轻轻地敲了敲门，过了好一会，门开了，一个个头极小拄着拐杖的中年人出现在门口，同行的漳县县委领导告诉我们，这就是杨引丛。

　　杨引丛从容地将我们请进他的文学社。迎面一排带有玻璃窗的书柜，书柜正上方是毛泽东的半身像，毛泽东像框上面的墙上贴着高尔基的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像框的左边是金钟文学社社员章程，章程里规定着社员的权利和义务。像框的右边是图书室借阅规定。正面书柜的右侧还是一排书柜，这排书柜的上方，是黑底金字的匾额，上书繁体的“金钟文学社”五个大字。

　　房间的正中央是两张阅览桌。桌旁围着一圈条凳。阅览桌的一头是２０００年至今的《金钟》杂志。

　　另一头是一本“图书借阅记录”，最近的借阅者填写的日期是４月６日。桌面上有一层淡淡的尘土。

　　地面红砖铺成，打扫得干干净净。

　　右侧的墙上还开着一扇门，里面有两个中药药柜和一个中药架，拉开药柜的抽屉，有的有药，有的空空如也，上面还结着蜘蛛留下的丝网，丝网上粘满了尘土。药架上堆放着大包的中草药。

　　窗户临着街，窗前是一个破旧的桌子。这就是杨引丛的义务诊疗室。

　　义务诊疗室的对面，是一间同样大小的房间。这是杨引丛的卧室。卧室内光线很暗，顶上有一个日光灯，杨引丛说日光灯的启动器坏了，他够不着，一直没有修。靠窗是一张旧桌子，这是杨引丛的书桌。桌上放着几本书，还有一小盆仙人掌。仙人掌很小，约有１０厘米高，杨引丛说，这是他去年在街上买的，他觉得这东西有点儿像自己，所以十分珍爱。书桌旁是一个碗柜，柜上放着一台电视机。杨引丛说这是黑白的，原来只收一个台，后来朋友们为他装上一个卫星接收器，现在能收到十几个台。碗柜的旁边是一张没有床头的单人床，靠墙的一角堆起一堆书。书堆的上面是一个１５瓦的灯泡。杨引丛说，他喜欢在暗地里看书。单人床的旁边是一张旧沙发，靠门的一侧放着一个小火炉。杨引丛笑着说，别看房子小，这里可是他的书房卧室和客厅。

　　文学之路杨引丛出生在离金钟乡政府１５公里的慢子路村，一生下来就带有先天性的残疾。

　　１９７８年，１１岁的杨引丛踏进了他神往已久的学校，由于年龄偏大，直接上了二年级，他和所有渴望读书的孩子一样，发奋读书，由于学习优秀，再次跳级，直接升到四年级。慢子路村当过兵的人很多，解放初期就有一二百人，他们存有许多革命小说。正是这些革命小说将杨引丛引入文学的殿堂。杨引丛开始迷上了写作。语文老师蔡春昌边世蕃二位先生，经常鼓励他写作和投稿。

　　１９８３年杨引丛初中毕业，由于家境贫寒，他短暂的学生生涯匆匆地画上句号。对于一个身有残疾又好学上进的少年来说，选择自学中医成了最好的出路。经过两年的刻苦攻读，１９８５年１月，他顺利考取了个体行医证，从此杨引丛边行医边练习写作，开始了艰苦的文学跋涉。

　　跋涉中他遇到了伟大的鲁迅。他说，鲁迅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鲁迅的《朝花夕拾》、《呐喊》、《彷徨》和无数的杂文震撼了他年轻而又脆弱的心灵。

　　谈到鲁迅，杨引丛的目光变得坚定而自信。他说，鲁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理解是最深最透的，鲁迅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也是最为深刻的。

　　时隔近百年的时光，鲁迅的作品还有着很强的现实性。从模仿到创作，杨引丛的文章充满了批判的精神。

　　在金钟乡，慨慷激昂内心充实的杨引丛，并非是孤独的苦行僧，他有着最知心的朋友，他们是他初中的同学张广义、陈望春、蔡盘山，还有好友郝进科等８人。他们常常在一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他们频频投稿，将他们的批判之箭射向一家家报纸杂志，然而他们很少等到回声。他们需要自己的阵地。

　　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６日，对于杨引丛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第一期１０多页的《金钟》放在了他和他同志的面前。金钟第一次在大山的深处敲响。金钟文学社也随之宣告成立。

　　文学社的成立和《金钟》的刊印成功，坚定了杨引丛和朋友们的信心，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道路。但杨引丛身体残疾行动不便，常常阻碍他们的交流，于是好友张广义拉上架子车接上杨引丛，带着他们心爱的书籍，奔波在大山里。杨引丛说，后来有报道说，他们是“架子车上的文学社”。

　　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的艰苦和奋斗，感动了一个个善良的人。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５日，漳县广播站记者将他们感人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名牌栏目“午间半小时”播出。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向他们投来关注的目光。

　　１９９６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读书时间、纪录片之窗，连续３次播出了杨引丛和金钟文学社的事迹。同年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也整版刊载了关于他们的报道。

　　金钟乡出名了，《金钟》杂志出名了，杨引丛出名了。可是对于几个满腔热血的文学青年来说，他们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从扫盲夜校到图书室，从义务诊疗室到坚持办刊，杨引丛和他的朋友们越来越忙。

　　在地区县上和乡上关怀下，金钟文学社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可是杨引丛他们的生活境遇并没有改变。

　　１９９９年，由于长期思索和写作，杨引丛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夜不能眠。他的朋友们也因为生活所迫，一个个外出打工。他们的社员也从鼎盛期的１６人再次降到最初的８人，今年初，长期照顾他生活的张广义也远去内蒙古打工。

　　杨引丛开始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他说，这是他的又一个开端。

　　对他来说，打击最大的不是生活上的困难。他说，创作之始，他常常要骂人，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而现在，他说，他的家乡有一条路，多少年来一直坑坑洼洼，无法行走，但没有一个人主动地去修一修。人们就喜欢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小心翼翼地行走。

　　１９９９年之后，杨引丛变了。他变得更加的实际，从尝试改变他身处的环境开始。

　　无雪的冬天曾有人这样评价杨引丛，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两样东西，一个是文化，一个是环保。

　　１９９９年之后，他从单纯的写环保作品，转向实际的环保行动。

　　他清晰地记得，１９８８年７月，他的第一篇环保作品发表在《生活环境报》。题目是《心中的松树》。他在文中写了一位当地已经辞世的老人，老人种树护林，爱树如子，老人的树林郁郁葱葱，是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老人去世后，他的树林惨遭刀斧的肆虐，孩子们心中的绿色越来越小。杨引丛的文章见报后，并没有阻止砍伐者的脚步，一棵棵大树还在悄然倒下，白花花的树桩刺痛着他的心。

　　近几年，当地政府加大了林木管理力度，林间砍伐出的空地上，重新栽上了小树，看到这一切新的变化，杨引丛禁不住自己的笔，他写下了一篇深情的散文《回家》。在文中说：“这几年来，最让人振奋和快慰的是这一片林子。”在２０００年第４期《金钟》上，我们见到了许多关注杨引丛笔下的林地文章。去年，一位新疆的作者来信问他：“洮河边的那条峡谷，那片树林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想，杨引丛的振奋和快慰，也给了他振奋和快慰。

　　这一片林子有了新的生机，但杨引丛的笔并没有停下来，他继续奋笔疾书，代树呐喊。他的《无雪的冬天》等８篇环保作品，接连见报。文章是见报了，但他的呐喊并不能保住每一棵树木的生命。杨引丛说，环保需要新的实际行动。

　　他告诉我们，离他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天然林，林子里有鹿、有野鸡、还有狼和麝。

　　听他的朋友们说，砍伐者的黑手已经伸向那些自然的生命。

　　这个消息使得他坐卧不宁。他和他的社员们商量，想办法将这一片林子承包下来。他说，过几天，他要亲自到那里去考察，看一看真实的情况，他将会尽最大的努力保全那一片古老的生命。

　　杨引丛坚定的呐喊，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

　　他告诉我们，前些天，一位福建泉州的在职干部来信说，他就要退休了，退休后他会来金钟乡，和杨引丛一起种树护树。还有内蒙古包头市科技情报研究所的一位朋友也来信说，他可以为杨引丛无偿提供树苗。杨引丛说，包头太远了，苗木经不起长途的跋涉，但这一份遥远的关爱，足以让他感动不已。

　　杨引丛和他的笔，感动着无数善良的热爱环保事业的人，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注也感动激励着杨引丛。写到此处，我们想到了金钟乡政府那一株盛开的榆叶梅，也许它在用最美的语言，表达对杨引丛的感激之情。

　　无雪的冬天已经过去，春意在金钟的深山里荡漾。突然，金钟文学社的窗外春雷滚滚，雨点儿叭叭地响着屋瓦，透过窗户，我们看到金钟的街道里湿润可亲，清新的泥土味儿穿门而来。在座的人们脸上泛出了笑意。

　　然而，此刻的杨引丛还是一脸深沉。

　　也许，在他看来，一场春雨洗不尽山村的蒙昧。

　　杨引丛的目光最终关注着大山里农民的心。

　　他深知文化的荒漠里，还是无雪的冬天。

　　图书室和诊疗室１９９５年５月１日，杨引丛和他的文学社成员，将图书集中到一起，在乡农具厂租了两间房子，办起了一个义务图书借阅室。最初的图书只有四五百册。他和他的朋友想用书籍绿化山村农民的心。

　　然而，图书室刚开办，借者甚少。直到１９９６年，在他们的大力宣传下，图书室才打开了局面。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两年，每年借阅者在１０００人次以上。

　　但是他们的书太少了，品类也是单一的文学作品，限制了读者群。通过杨引丛撰文呼吁，全国四面八方的捐助纷纷寄来。他们的义务图书室里除了文学作品之外，增加了实用农村读物。但是，乡农具厂远离居住区，借阅者多有不便，借阅者慢慢减少。

　　１９９９年，在地区、县上和乡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将图书室搬到了金钟乡镇政府旁现在的房子里。

　　几年来，通过全国各地的捐助，他们的图书也从几百册变到５５００多册。图书室也由一个发展到两个。

　　另一个设在苏油沟村。书多了，看书借书的人却少了。杨引丛说，更多的农村青年为生活所迫，远离家乡出外打工，青年们走了，读书的人也就少了。我们看到，今年的图书借阅登记册，只填写了薄薄的几页。杨引丛说，就这几页，大部分还是在校的中学生所填。面对这种现状，他显得忧心忡忡。

　　他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正在做着最大的努力，他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读书的好处。去年４月份，他们文学社成员，每人写了一份宣传读书好的“广而告之”，在金钟乡的每个村都贴了。可是，他们的宣传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图书室里来的读者就那么几个。

　　他清楚地看到文化渗透的缓慢。他不着急，他有足够的耐心。

　　杨引丛知道，他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他还是为他无人应答的呼喊而感到悲哀。

　　读书识字提高自己，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生存的压力逼迫着深山里的每一个人，金钟乡的老百姓太穷了，穷得无暇顾及精神的空虚。当地的农民告诉我们，读书就是要考学，考学就是跳出农门，可是多少年来，这里所出的高中生，掰着指头都能数清楚，更不要说上大学了。对于他们，只要出门能认得公共汽车站，会写自己的名字，认得“厕所”二字就行了。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杨引丛的艰难可想而知。他就像空旷山坡上一棵孤独的树，随时迎接砍伐者的刀斧。杨引丛和他的朋友们成了金钟乡最怪异的人，正当他们极力宣传读书的好处时，他的身前身后投来诧异的目光。有一段时间，他成了当地人闲暇时嘲笑的对象。杨引丛和他的朋友就在嘲笑的目光中艰难地前行。关于这些，杨引丛不愿多说，我们也不愿再次揭开他心中的伤痛。

　　他知道，他是一个残疾人，他知道他每走一步路的艰难。他用爱心和坚强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他可以在思想的田野里任意驰骋，但他在现实的生活中举步维艰。杨引丛说，有一次，江苏电视台一位记者问他，你用什么支撑着你的信仰，他竟然无法回答。一直到现在他都无法回答。

　　无法回答不等于不再行动，他用实际的行动来解除心中的困惑。

　　医生，是他的另一个职业。

　　１９９４年，他的义务诊疗室在图书室之前办了起来。所谓义务就是分文不收，他的医治对象是无力支付药费和像他一样身有残疾的人。金钟乡盛产药材，两旁的大山上有五六十味常用中草药。他的文学社成员在写稿办刊的同时，还承担着另一项义务。每年春秋两季，每个人在农闲之时，上山采药。但这些药远不够病人的用药需求，更多的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购置。就这样，他的药柜里只有１００多味药，他只能看着空空的药柜里结上蛛网。

　　药不够，心要有。每当身有残疾一贫如洗的农民朋友敲开他的门，他都会尽其所学，对症下药。

　　每年都有近２００人踏进他的房门。

　　１９９８年，邻村的一位重度风湿病患者来找他。他知道这人的情况，由于多年的风湿困扰，几乎不能下炕，他家上有老下有小，一年的收成只能吃３个月时间，全家的生活靠政府救济。在杨引丛的精心治疗下，这名患者能够下地劳动了。他为了感谢杨引丛的救助之恩，硬要塞给他一些钱。杨引丛坚决拒收。可是，过了几天，他又给杨引丛提来了一摞大饼。杨引丛收下了，他不能让人家心中不安。

　　在高寒阴湿的金钟乡，像这样的风湿患者比比皆是。杨引丛将学医的重心倾斜在风湿病上，他希望用他的双手扶起一个个弯着腰蹒跚而行的人。杨引丛知道，在土里刨食的人们需要一双健康的腿。有了健康的双腿，才能挑起生活的重担。

　　扫盲夜校办扫盲夜校是杨引丛和他文学社又一个艰巨的事业。

　　在金钟乡，由于贫穷和落后，大量的孩子上不起学，就连农民最起码的识字标准都达不到，斗大的字也不识一个。在金钟，重男轻女思想十分严重，大量的适龄女童根本无法踏进学校的大门。面对无知的孩子们早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杨引丛和他的朋友们不忍目睹。

　　１９９３年，在杨引丛和他的朋友们的积极筹备下，扫盲夜校如期开办。他们自己借来村上的房子，有的还得花钱租用。

　　杨引丛的挚友张广义，最先在纳仁沟村开办扫盲夜校，紧接着李书文和李孝珍在苏油沟村开办，文学社的早期社员李向英在寨子川村开办，非文学社社员徐磊在他们的感召下，在马滩沟村开办。还有他的社员陈望春等人的扫盲夜校也相继开学。他们的教材是乡上提供的《农民识字课本》，他们还自编一些历史常识，生活故事。他们开设语文和数学两门课程。扫盲班每期２年时间，一年４个学期，每个学期３个月时间。每晚都上，但一到农忙，常常被打断。

　　这中间坚持得最长的是李书文和李孝珍的夜校。从１９９３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只有１９９５年停办过一年。目前为止，苏油沟村的２００多适龄孩子扫除了文盲。这些上过扫盲夜校的孩子们，出门后能够给家里写信。

　　有些村群众基础较好，夜校坚持的时间长些，有些村群众基础差，办上一两期，家长们怕耽搁农活，就不让孩子来上学，所以停办了。

　　还有几名老师因生活所迫，自己不得不放下粉笔，外出谋生。我们从２０００年第一期的《金钟》上读到这样一首诗：《送陈旺春去疆》（李孝珍）“大雪飞扬中／你携妻儿去陌生的新疆／送行的老母／一脸泪水／我的心里灌上了铅／沉重的（得）无以复加／夜校离不开你呵／那些渴求知识的孩子／离不开你呵／但饥饿饶不过你／贫穷和疾病放不过你／你痛心地走了／留下你办了７年的夜校／悲哀呀／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一个扫盲英雄／被活脱脱／饿跑了”陈望春先饿跑了，今年初，张广义也饿跑了，跑了之后，他还留下一屁股的债务。杨引丛说，陈望春走了之后，每年要给文学社寄来钱，每次只有几十元。但他知道，为了这几十元钱，陈望春还得饿肚子。

　　生存的艰难，时时磨砺着他们，但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都不会放弃。杨引丛说到此处，显得坚定而有力。他再一次紧握着拳头，神情庄重。

　　遥远的朋友最后杨引丛要感谢的是那些遥远无私的朋友。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５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他们的事迹后，他就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有人投稿，有人写信问候，有人捐钱捐书。这些关注者以北京上海江浙一带的为多。截至目前，他们已经收到了３．６万元捐款，４０００多本赠书。

　　杨引丛说，寄书最多的是北京一位姓魏的朋友，他一直不断地寄给他们各类图书，总共有七八百册。还有一位浙江的老作家，他３批寄来７０多本。

　　还有一位山东作家林波，他得知这里的女孩子上不了学，自己资助了３名女童。现在两名正上小学，一名升到了初中。林波还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发文，呼吁更多的有钱人来资助这里的孩子。

　　１９９７年，林波给杨引丛写来一份信，他在信中说：知道那里还很穷困，真想尽我的力量帮助一下你们，这里的企业我很熟悉，如果你们愿意来打工，我可以代为介绍。同年杨引丛应林波之邀，前往山东，两人在宾馆里谈到深夜。

　　１９９８年的除夕之夜，林波踏上了西行的列车，经过两天两夜的行程，穿越深山，来到了金钟乡。

　　像林波一样，被杨引丛精神所感动的外面世界的人们，纷纷踏进了他们的世界，带来了关爱和帮助。但他们无以为谢，只有将每一期的《金钟》按时寄去，略表寸心。金钟乡的每一个逢集日，邮差都会送来关切的来信，杨引丛一一回信。他说他寄出去的感谢信究竟有多少，他也记不清了。就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他一次买了２０个信封，准备回信感谢那些遥远的朋友。

　　他说，是朋友们无私的关怀，支撑着他继续前行。没有朋友就没有《金钟》，也没有他二十年如一日的文学跋涉。有时候所有的艰难和困惑，在许多未曾谋面的朋友们只言片语的温暖中忘得一干二净。他只有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才能报答每一份关爱。

　　结束语天渐渐暗了下来，雨越下越大。我们只好和杨引丛作别。他站在门口，拄着拐杖，用目光送别我们。

　　回去的路泥泞不堪，山涧里发黄的洪水汩汩流出，不知名的小河，猛然水涨，一半是清流一半是洪水。

　　大雨如注，雷声轰鸣。

　　车上，不知是谁提了一句，这雷声就是金钟的轰响，杨引丛就是大山里的敲钟人。

　　（文中插图：裴广铎作；摄影图片：本报记者吕亚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