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京 离开鲁迅文学院那天，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情有不舍，心有不甘。原定三个月的第二届高级研讨班，仅仅坚持了１３天就被非典逼得不能继续了，来自全国２８省市的４９位文学报刊社主编顿作鸟兽散。

　　人还没认全，友谊还没加深，就仓皇地各奔东西。这真有点像“胜利大逃亡”，却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失落和无奈。

　　我们是４月１０日报到的，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伊拉克战争，美国出其不意地一步步推进，与伊拉克莫名其妙的防卫，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然而随着我们的开学，一种叫非典型肺炎的病毒，传播得越来越厉害，它没有硝烟，也没有弹雨，却更让人恐惧。于是渐近尾声的伊拉克战争一时显得无足轻重，电视台原来报道战争的黄金时段，也逐渐让位给了非典。人们打电话第一句就是，你那非典怎样？网上则到处是“非典型美女”、“非典爱情”的网名，惯常的见面语“你好”，也变成了“你没被传染吧”。其实，非典在几个月前已在广州出现，只是当时范围小，仅在当地引起了惊恐。没想它的传播速度奇快，很快全国，很快世界，而且使首都北京不幸成为重灾区，发病率和死亡人数都居世界之首。我们一不小心也成了危险人群中的一部分。

　　鲁迅文学院没有自己的师资力量，讲课都是从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请老师。随着非典形势的严重，一些发病单位的老师不敢请，能请的又不让出来，加之学员情绪波动，学院只好报请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宣部批准后，暂时停课。学员可自行返回或在学院自学，离校的学员可留下行李，直接回到原单位，尽量选择快捷的交通工具，以保证途中安全。决定一宣布，大家一时人心惶惶，无所适从，不知道是该留下还是该回去。

　　鲁迅文学院的院子不大，除了两栋楼，一条路，都是草坪，环境十分幽雅，只要里面的人不出去，外面的人不进来，应该说是比较安全的。可人人也都知道北京这个大环境的情况，几乎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非典随时可能碰上。即使我们身处郊区，戴上口罩，依然阻止不了它通过空气和飞沫的传播。而要返回，虽然各省相对好些，回去比较保险，可途中都是从北京离开的人，感染病毒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犹豫一阵，大家很快镇静下来，也各自作出了决定，留下来的悠闲散步，回去的纷纷去买机票，几乎没有一个坐火车的。当天下午，我和另外６位同学拿到了机票，准备第二天离开。没想我的身体出了问题。

　　我晚上洗完澡，感觉不冷，便只穿了件衬衣整理行李。也许就在这时受凉了，半夜醒来，突然发起了烧。我看着天花板想，不会是非典吧？这么一想，就把自己吓了一跳，就再也睡不着了。早上起来，感觉好些，心想没事了，还仿佛觉得昨晚的发烧是在梦中，那些胡思乱想是庸人自扰。于是吃过早饭，戴上口罩，就去银行取钱。可在去银行的路上又发烧了，而且感觉烧得利害。我坚持到了银行，才发现来早了，还有４５分钟才开门。我想去找药店买体温计，一连找了三家药店，体温计都脱销了，无奈之下，只好在朝阳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以此来消磨时间。但这时的时间显得很漫长，觉得走了很远，一看表才几分钟。而要命的是，就在这时，我感到了膝盖的酸痛，感到了浑身乏力。

　　更要命的是，发烧和关节酸痛是非典的重要症状。我除了不干咳，几乎都符合。

　　我不由自主地叫了声上帝，就几乎连步子都迈不动了。

　　这时我正好走到一座立交桥下，向右边一拐，就看到了几个花坛，人很少，非常清静，便在一个花坛边坐下来抽烟。

　　一支烟抽完，我已基本确定自己是非典无疑了。抽第二支烟的时候，我想起了我们家族的３９岁现象，我知道有好几个人没能过这个坎。于是我开始扳指头算自己的年龄，一遍又一遍地算，怎么算自己也４０岁了，与３９岁无关。可在年龄没有对上号后，又产生了另一个想法，３９和４０有什么区别呢，上帝为什么就不会犯错误或者偶尔疏忽一次呢。抽第三支烟的时候，我开始想爱人和儿子。我的手机一直在手里拿着，不停地翻转把玩，以此来平静自己，可不经意就把爱人的号码拨出去了，还没等接通，又触电般关掉了。我想这时千万不能给她打电话，一旦我的情绪传递给她，非把她急死不可。我想，在这样的时刻，还是可怜一下她吧。

　　于是我拨通了另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持机人是好友王耀昌，他这时也在北京，并准备坐火车回兰，我想他有必要分享我此刻的艰难。我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心思全给他讲了，他却笑一笑说，你别神经，不会有事的。他的轻描淡写，让我很是失望，我说了句反正你知道我的情况就行了，然后把电话挂了。之后，我又拨通了副主编张春燕的电话，算是向单位作了报告。再之后我拨通了另一位好友王大亮的电话，又听了他一大堆貌似安慰实际一点作用不起的废话……

　　银行终于开门了，漫长的４５分钟终于熬过去了。我取了钱，往回走，这时烧得更加厉害，仿佛脸都烧红了，腰腿也更加酸痛，走路都吃力了。在华堂商场对面的一棵树下，我看到了一对情侣，他们相拥着，都戴着口罩，看上去很是怪异。我突然臆想起他们来，是不是其中一位已染上了非典，另一个正在安慰呢？

　　那么是男的还是女的有非典呢？当然这并不重要，那么我又想，他们戴口罩是怕自己传染给对方，还是怕对方传染给自己，也就是说，他们在防对方还是防自己呢？我突然感觉到了自己的无聊，也许人家都很健康，根本与非典无关，完全是正常的约会，只是在这特殊时期，戴上了口罩而已。这么一想，我就羡慕起他们来，就感到了自己的无助与没着没落，就有了一些伤感。

　　回到学院，我把情况一说，立即引起了院领导的重视，常务副院长雷抒雁出差了，两位副院长胡平和白描都来看我，并赶快找来温度计量体温，一看３７摄氏度，大家才放心。我也很吃惊，按自己的感觉一定是超过３８摄氏度了，没想不是很高。

　　不过为了安全期间，还是让我暂时不要出房间。秦老师还不辞辛苦，去给我退了机票。物业部王主任和班主任高老师又给我送饭。高老师真是一个好人，他坐下来和我聊天，说没事的，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住在同一楼上的同学也以不同方式对我慰问。我所在单位的宣传部副部长张应银也及时打来电话，询问情况。他们温暖的话语，汇成了一股饱含友情的河流，流进了我的心田，让我充分感到了集体的温暖。

　　下午体温下降了，感觉好些了，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我登录到新浪的“兰州面馆”，网名是“在北京想兰州”。我的这个名字博得了许多家乡人的同情，他们说“你没事吧”、“你快回来呀”，有的还开玩笑说“你可别把非典带来”。这个聊天室我很少去过，都是些陌生人，但他们都是好人。一个叫“天妒红颜”的朋友，还给我送了一首好听的歌。我在这优美的旋律中，慢慢忘记了自己的不适，到晚上不发烧了，腰腿也不疼了，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我怀着排除非典后的喜悦心情，打电话给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濮继红，他还在担心着我，我要让他放心。他是我的老师，在我人生的重要转折关头，曾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次遭遇非常时期，他又给了我长者般的关怀。我一到北京他就说，你要感觉不舒服在任何时候都要立即给我打电话。我买好机票和他告别时，他又主动要给我派车。我说非常时期部队的车不好出来还是打车吧，他说你到时等着就行了。我和《红岩》的刘阳，就是他派车送到了首都机场。

　　隔离 ４月２５日，我回到了兰州，走出机场大门，茫然四顾，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单位打电话说已安排好了对我的隔离观察，不准见单位的人，也不准见家人，直接去解放军第一医院，自然也就没人接我。我坐上中巴返回市里，已是晚上９时多了，拿行李时才发现，我的一个包拉链开了，东西散落出来。我去捡东西，挂在耳朵上的口罩又掉了。好容易把四五个包背的背提的提，准备停当，却又找不到出租车了。我站在那里，自己都感觉到十分狼狈。这时爱人的电话打来了，问我在哪里，我当时的声音都有点变味了……

　　在还没有“隔离”一说时，单位只是说不让我进大院，暂时住到外面，这个外面，只能是爱人那里了。可爱人是老师，单位是中学，那里更不让住。我们想不出好办法，她就说干脆我请假，直接把你接到哪个乡下去住一段时间。我说那更不行，如果我把非典带到农村去，就成罪人了。但此时，我真的希望她出现。

　　到了解放军第一医院特设的高热门诊，医生根本不知道要隔离我的事。我问那怎么办，医生说先检查，我说那就检查吧，可我又没带医疗卡。医生说让单位的人送来，我说规定不让见单位的人，还是自己掏钱吧。可挂完号，才知检查还要不少钱，于是打电话找张春燕让派人把医疗卡送来。我打电话去的时候，她也正在天里地里打电话，联系我隔离的事，两部电话轮番拨接，显得十分着急。在等卡的过程中，一拨一拨的发烧病人来就诊，而且我又掉了口罩，心想没从北京带回非典，不要在这里传染上了。赶快把行李留下，自己去找饭吃。我已经半个月没吃兰州拉面了，北京的食堂不做面条，又不能出去吃，只好一直挨着。可那个老板太对不起我了，把我想念了十多天的兰州拉面做得奇咸，我硬着头皮才吃完。

　　吃完饭，医疗卡还没送来，我又去找公用电话联系张春燕，她说已经送到了。

　　我立即折回来，但却没有看见送卡的人，只看到了医生桌子上的医疗卡。

　　验血、透视、拍片，很快就完了。这时张春燕的努力也收到了效果，我隔离的地点落实了。她松一口气说，去吧，护士正在等你。这时已是深夜１１∶３０分了，我整整被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护士把我带进一个房间，发现王耀昌也到了，并且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我说这是什么隔离呀，心里就有些想法，也才明白所谓的隔离，只是把我们和大多数人隔开，与我们本身的健康没有关系。这么一想，就有了被抛弃的感觉。王耀昌说你就将就吧，能和我住一起就不错了。我想想也是，朋友在一起，还能说说话。

　　这时一位穿白大褂的人进来了，她问了问我的情况，一听说曾发过烧，就不让我在三楼住了，非让我去二楼。我凭直觉断定二楼一定是重点对象，就不想去。

　　我说我发过烧但现在好了，你是注重现在还是过去，你是不是医生啊？王耀昌冷不丁说，她是焦主任。我吐吐舌头，心想这下把主任得罪了，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好在焦主任没计较，她平静地说，你收拾东西吧，二楼你一个人住一间。我说亲爱的主任，你怎么不早说，先说这一条，我就欣然从命了。

　　到了二楼，我眼睛几乎都睁不开了，放下行李，洗也没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环顾四周，心都凉了。试了试，手机已开通了，便躺在床上给朋友们发短信。我说：“我已回到兰州，被当作重点隔离在医院，房间只有一张床一把椅一个床头柜，没电视没电话也没有报纸，窗外是树，看不见人，还不让出房门，我好可怜。”我一时便得到了广泛同情，短信雪花般飞来，让我心里美了好一阵。这当儿单位给我送日用品的小王，还多了一个心眼，格外买了点水果，又让我心头一热。可一想到要在这个房间待１４天，又惆怅起来，这怎么能熬得过去啊。有位朋友在短信上说，希望你早日“出狱”，这个比喻还真的很贴切，但它传递给我的心理感受却很不舒服。我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坐以待毙”，一定要在这个房间找出一些意思来。我这么一暗示，真的就有了新的发现，房间还有四面墙呢，还有一扇门一扇窗呢，还有天花板和水泥地板呢，还有我那么多行李呢，还有手提电脑呢，哈，有这么多东西陪我，一点也不单调啊。我这么一想，心情又好了。我给爱人打电话说，我不难受了。她说你好动死了，除了睡觉永远停不下来，现在把你一个人关在房子能不难受么。我说那你来看我吧，我住的这栋楼在马路边上，趴在窗户上透过树缝能看见你，你给我招招手。她说我马上来，你等着。我一想她在安宁娘家，过来好远，又说算了吧，你明天来。可到了下午，又要让我们搬地方了，说这边要来病人。我这才知道，这里不仅仅是出差回来的人员，还有疑似病人。

　　我什么也没说，拿上东西逃也似地就跑。

　　这一次我们搬到了另一栋楼的五楼，这栋楼已拆了一半，看上去残破不堪，楼梯封了，只有一部老掉牙的电梯，我们上去时，电梯咯吱咯吱响，还不时闪出陈旧的水泥墙。居住也从原来的单人间变成了５人间。但这里全是外地回来的人员，还可以在五楼随便活动。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楼道尽头还有一个很大的露台，我们可以在那里看市容，看花草，看行人。这和原来连房门都不让出相比，真的就是进天堂了。

　　下午爱人来看我，让她在马路上招手的愿望已不能实现了，因为这栋楼远离马路。但天不绝路，有条小径可以从医院外面绕到楼下。我从露台放下去一根废弃的电话线，她和好友颜丽平便把拿来的东西绑好，然后我再钓上来。我站在五楼看下去，她显得很小，怎么看怎么不像。我说，春子你怎么不哭啊。她说，你活蹦乱跳地我哭啥。她说这话时，我看见颜丽平过去搂她，想必她是在控制着。我们就这样说了一会话，然后她们走了。我看着她们离去的背影，就像在北京看见那对戴口罩的情侣一样，感觉非典时期的一切仿佛都怪怪的。之后张春燕带着单位的人来看我，我们也只能相望于“高低”，“高低”问候，“高低”敬礼，“高低”用电话线拉东西……

　　从全国各地出差回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被相继隔离到了这里。医院的吃住成了问题，几乎都是几个人住一个房间，共用一个洗手间。吃饭更成问题，食堂的人把饭送到电梯，电梯的人再送到五楼，然后负责我们的护士才能取回来。中途几易其手，放在下面的一次性饭盒就压扁了，而面条直接装在塑料袋里，不能放在桌子上，只能提着吃，总是汤汤水水，嘀嘀嗒嗒。在被隔离者中，军事法院院长吕仲麒成了我们的最高长官，他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作了反映，首长非常重视，批准我们回家隔离。

　　２８日晚，我们被单位派来的车接到了家里。

　　再隔离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尽量和家人保持距离。儿子要进书房拿书，先喊报告，我再把书递出去。我把一个手提黑白电视放到书桌上，看“袖珍电视”；把满书架的书倒腾来倒腾去，一会看看这本，一会翻翻那本；偶尔写点东西，看看不怎么样，又无情地删去；实在憋不住了，想去阳台透透气，就先通知家人“撤离”。搞得简直就像真的一样，以致儿子在学校填表时，很认真地在“是否与疑似病人有过接触”一栏打了勾。老师问和谁接触了，他说和爸爸。我爱人责怪他乱填，我笑笑说不要怪儿子，我和疑似病人也差不多了。我就这样在家过了一个让全家人都很不适应的“五一”，一个回味起来五味俱全的“五一”。

　　但回家的感觉真的很好，有可口的饭菜，有舒适的大床。我兴致勃勃地计划着节后每一天的安排，想利用这段时间做点事情，没想还没计划好，５月２日下午又接到了通知，要求我们继续在外隔离。

　　这一次，我们隔离在了兰山脚下的一座宾馆里。每人一个标准间，有电视电话，还有热水洗澡。楼下有哨兵站岗，楼上有服务员送饭打扫卫生。解放军第一医院还派了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专门为我们检查身体。突然享受这么高的待遇，还一时有些适应不了。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就像阳光一样洒满了全身。

　　我们都后悔回来早了，要是晚回来几天，就不会去医院，而是直接来这里了。因为在我们刚刚住进去不久，就有直接从机场和火车站归来的出差人员。但我们有了前一段经历，便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里的豪华与舒心，就像饿了三天的人，给一碗包谷面糊糊也像吃山珍海味一样。于是我们不断“忆苦思甜”，让后来的人感受“今天的幸福日子”多么不易。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大单位，平时却在不同的机关办公，许多人都不熟悉。但这没关系，非典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在走廊里碰上，认识不认识的，都抱拳致礼。虽然省去了握手这道程序，彼此的距离却变得更近。李葆处长把朋友送来的水果拿出来，让大家分享；惟一的女隔离者，刚刚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考研归来的刘海弘，则通过短信给我们传送精神食粮。

　　环境好了，心情舒畅了，平常心也回归了，先前的委屈荡然无存。更加关注起非典形势，每天雷打不动看新闻，计算新增人数，为逝去者悲伤，被医护人员的事迹感动。我突然发现“国家”这个词一下变得重要起来，每个人在国家遭遇灾难时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人们也变得宽容起来，更加理性和向善，更加团结和敬业。尤其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及医护人员表现出的尽职尽责和义无反顾，更加坚定了人们抗击非典的信心。

　　广州护士叶欣英雄地倒下的同时，也树起了一面旗帜。在她的身后，更多的白衣天使站了起来，在不同的岗位与非典顽强斗争。负责检查我们身体的医生种晓琴和护士李淑娟，就是主动要求来的。这里虽然不是一线，毕竟比平时工作的地方还是多了一份危险。尤其她们执行了这项任务，也就意味着和我们一样被隔离，同样不能见家人，不能出去。但她们没有怕，没有怨言。她们深知自己的职责，明白在关键时刻该干什么。她们每天到房间询问我们的身体情况，按时量三次体温，还送来消毒水，督促我们两天洗一次口罩。

　　还有我在医院隔离第一天见到的焦建中主任、吕文敏护士长。她们负责的隔离病区，不仅仅是出差人员，还有高热病人和疑似病人。她们穿着透不过气的防护服，穿行于各个病房，为病人诊疗护理。可以说她们的一举手，一投足，甚至每一次呼吸，都意味着危险的降临。但她们没有退缩，没有胆怯，从容地面对疫魔，以大无畏精神迎接挑战。

　　当然我也不会忘了在医院五楼隔离时负责我们的政治处干事刘梅。她因为摸了一下疑似病人的额头，证实是不是发烧，就被隔离了。但她还是医务人员，隔离了也要坚持工作。在我的印象里，她似乎总是微笑着，性情温和，没有一点脾气。我们有时一个盒饭不够吃，她就放下筷子，给我们打电话要。我的牙刷在搬病房时，掉在了地上不能用，她就一次又一次和楼下的人联系，及时给我买来。医院政委李应录说，他们接到隔离我们出差人员的任务后，院党委十分重视，给我们准备了新被褥、新口罩、新病号服，还给我们订了食谱，调剂伙食。这些，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我在医院被隔离时，曾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现在我们十多个人，就在五楼这个小范围内隔离着。我们还要在这里继续待下去，直到满１４天才能出去。

　　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我们同病相怜；我们知道只要其中一人发病就会‘全军覆没’，所以我们彼此珍重。这日子可能有点漫长，但我们目前都没有发现异常，这就足够我们高兴了，足够支持我们渡过每一天。但愿我们一直平安无事，但愿非典早日离开我们。非典肆虐的日子，真的很不舒服。”我知道这是我当时有感而发的，我甚至还能感觉到那一刻的悲壮。人在面对灾难时，多么地需要人心的温暖，这种需要往往比物质的需求重要得多。而这些，医护人员给我们了。他们用心灵点亮我们，用热情温暖我们，用行动感动我们……他们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重。

　　我在宾馆又隔离一个多礼拜后，终于满了１４天。

　　经过检查，我的身体一切正常，终于可以正常上班了。

　　５月１０日，我要离开隔离区了，医护人员来送行。她们说，是不是失去自由，才真正知道自由是多么地可贵啊。我深有感慨地点点头，然后爬上了我们隔离期间惟一可以活动的宾馆楼顶，站直身体，长长地、足足地吸了一口新鲜的、自由的空气。那天早晨下了一场雨，近处的兰山和远处的楼群，像是被水洗过一样，显得清新秀丽。天空是蔚蓝的，空气是湿润的，兰山的山顶上甚至还有几许轻雾。

　　看着这美丽的城市，以及她身边缠绕的黄河，我莫名其妙地生出一股英雄气：我们虽然什么也没做，但老老实实待在隔离区，就是为兰州人民作贡献啊！

　　现在全国非典人数正在平稳下降，这真的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非典。

　　愿兰州平安！愿祖国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