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记忆定格在２００３年的春天。

　　在这个春天，从未听说过的ＳＡＲＳ病毒掀起了一场没有航母军舰没有导弹枪炮的战争，却同样造成倒下和牺牲，让无数的人们众志成城、患难与共地投入抗争之中。

　　这一段日子，我们记住了叶欣、王晶这样的医务工作者们，也记住了小汤山抗非典前线的军人们。而我们还应该记住更多战斗在各行各业抗击非典一线的人们。比如疾病防控中心的专家、城乡各个进出口检查站的工作人员、生产防非用品的工人，还有我们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战斗在非典一线的列车乘警和乘务员们。

　　有一种奉献叫敬业董天增是兰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兰州－北京Ｋ４３／４次列车第４乘警组的乘警长。因为Ｋ４３／４次列车穿越北京、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等非典疫情较重的省市，他们所在的警组是整个支队遇到非典险情最多的警组之一，从４月１９日到５月１８日，在他们这趟车上，就发生非典险情４次。

　　４月１９日，Ｋ４３次列车由北京开出，当列车行进到集宁至包头区段，接到集宁疫病防控中心的通知，在１１号车厢有一名旅客曾与非典病人有过接触史，请他们协助查找。

　　在当时，防护条件并不齐备，只有口罩，人们对非典疫情传播的厉害程度也不了解。一接到通知，董天增边走边戴口罩，去找列车长。

　　然后他们俩又叫上首批被派上这趟车上防非典的医生去了１１号车厢。一进车厢，他们发现要找的铺位有名旅客正躺着睡觉。他们上前确认此人即是他们要找的人之后，立即封闭１１号车厢。并连着给这位旅客测了５次体温，体温都在３８摄氏度以上。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不知该如何处理，董天增和列车长商量：不管是什么病，因为有非典的症状，必须交到前方站上。随后，他们将这位病人隔离在他睡的那一格档里。当时１１号车厢里还有１７名旅客，有８名是回兰州的。为了稳定旅客们的情绪，他们一边将１７名旅客集中在车厢的另一侧，登记他们的姓名、联系方式，挨个为他们测量体温，一边向旅客们解释这是工作需要，为了每个人的健康，都要检查，请求他们给予理解和配合。

　　到了包头车站，疾病防控中心的救护车早已停候在那里。他们将那名旅客送了下去，１１号车厢里的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原地不动，等待消毒人员上车为车厢和衣物进行消毒。为了保证安全，尽量减少与其他旅客和列车工作人员的接触，董天增和列车长一直待在那节车厢里直到终点，联系工作时，就用对讲机交流。

　　事后，董天增回忆当时的情形，不免有些后怕。毕竟一开始对非典的认识不多，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设施都不够，极有可能被传染上。回到兰州之后，他被隔离了一个多星期，直到有消息传来，那名旅客被确诊不是非典病人后，他和队上的领导才松了一口气。

　　５月１０日，Ｋ４４次列车从兰州出发，列车行进到阳高至张家口区段。

　　１０号车厢乘务员发现一位女士精神不太好，开始注意她。她在座位上一直坐着，很少起来走动。后来发现她的脸通红，就急忙向列车长报告。董天增立即上前询问，了解到她是北京石油总公司的工作人员，到银川出差，现在从银川返回北京。随车医生给她测了５次体温，有４次都在３８摄氏度以上。这位女士说她可能有些着凉，董天增又让医生听了听她胸部有没有罗音。

　　为了保险起见，董天增建议她还是到前方车站留验观察一下。这位女士一开始不同意，想直接回北京。董天增劝她：“为了你和大家的安全，还是到站上检查一下。站上条件好，可以全面检查，而且因为你发烧，按规定不能进北京。”当时，这名旅客没戴口罩，董天增则穿着厚厚的隔离服，说话间浑身的汗水湿透了内衣裤。禁不住董天增好说歹说，这名旅客最后同意在张家口下车。

　　同一车厢里还有５名旅客，董天增对他们说，在防疫部门信息没有反馈回来之前，我们只能待在这节车厢里，不能再流动。如果确诊她是感冒，我会把消息及时告诉给你们的。从下午４时将病人送走后，董天增一直与５名乘客待在一起，为了安抚旅客们的恐慌情绪，董天增脱掉防护服，摘掉口罩，面对面地与他们交谈，尽量岔开与非典有关的话题。

　　谝得熟了，有旅客就问：“你们干这活怕不怕？”董天增说：“怕不怕也是工作，我不来，别人也得来。”当天晚上快到北京时，信息反馈回来了，确定那位女士不是非典患者。虽然最后是虚惊一场，董天增面对记者采访时坦陈：第二次遇到险情时的心情与第一次完全不同，因为当时媒体对非典疫情的报道很多，他已经完全知道这种传染病的可怕，如果说第一次是在不完全知情的状态下工作，那么第二次面对时，需要极大的勇气克服来自内心的压力。

　　５月１４日，列车从北京返回兰州，途经平罗至银川区段，接到甘肃疾病防控中心的通知，在３号车厢７１至８２号座位上的１２名从北京返回的甘肃籍民工中，有几人曾与非典患者在一起打工。险情就是命令。由添乘干部（特殊时期到一线指导工作的干部）、列车长、乘警长、医务人员和疫情发生车厢的当班乘务员组成的车上５人应急小组马上赶了过去。当时车厢里有８１名旅客，车载超员，其中有６名旅客在火车开出北京不久挪到了４号车厢。

　　董天增和伙伴们以最快的速度查出这６名旅客，劝说他们回到原来的车厢里去。然后就将两节车厢封闭，一个一个地测体温，一个一个地进行登记。人多，不容易沟通，１２名旅客听说要在银川车站将他们留观，担心下车后不能顺利回家，都不愿意下，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了。董天增和应急小组其他人员一起给他们做工作，保证当地政府会妥善安置好他们，并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他们。说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就打电话，应急小组会尽量协调帮助解决。

　　这边才做通工作，那边的旅客们又吵闹起来。说是不愿意待在这节车厢里，要换地方。应急小组的成员们只有耐心安抚，逐渐，旅客们平静了下来。

　　张凡是乘警支队兰州－北京Ｔ７５／６次列车乘警３组的警员，今年２９岁。

　　４月２５日，列车刚驶出宝鸡站不久，９号车厢一名叫王景芬的旅客称自己的钱包丢了，里面装有现金２４００元和其他一些证件。正当班的张凡仔细了解事由经过后，从厕所的大便器里找到了钱包，并主动将上面沾染的污秽物冲洗干净后交到了王景芬的手中。

　　４月２４日，他们组的乘警们接到站台方面的通知，有一对要在天水下车的姐妹俩在北京与非典患者有过亲密接触，她们原先买了Ｔ１５１次车票，但在那趟车上没有发现她们的行踪，有可能上了Ｔ７５次，希望他们配合查一下。张凡便一个车厢挨着一个车厢地查，但没有找到她们。

　　４月２９日，张凡突然接到消息，说就在他查找这对姐妹的这趟车上，发现有个从北京到天祝的民工被确诊为非典疑似病例，张凡曾从这位民工的手上接过身份证，面对面近距离地接触过。于是，他就近在天水下车进行隔离观察。

　　刚开始，张凡有些不太适应。因为恐惧，隔离区的工作人员连送饭都离得远远的，看到他们那紧张防备的神情，张凡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队上领导来天水看望他，妻子又打来电话安慰，他不安的心情才调整过来。

　　有一种眼泪叫坚强王荣威是兰州－广州Ｋ２２７／８次列车第２乘警组的乘警长。广二乘警组是先进警组，一直以来是铁路公安局的一面旗帜。王荣威本人立过两次３等功，一次嘉奖，今年又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非典疫情没发生的时候，他们对旅客也有承诺：有难必帮、有警必出、有险必救、有灾必抢。非常时期，旅客的人数减少了，但工作量加大了。

　　４月１２日，他们警组又破获了一起重大贩运毒品案，收缴毒品计２１７３克。

　　他的妻子尹建红是铁路中心医院红山根分院的院长。非典疫情发生后，她临危受命，承担着铁路部门隔离人员的观察医治工作。任务来得急，突然进入紧张状态，有些措手不及，所以特别忙。从４月初接到任务，进行病房改造开始，到第一批隔离人员出院，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回家。而王荣威１个月有半个月是在车上，上小学的孩子没有人管，只好买些方便面、熟食放在家里，让孩子自己弄着吃，实在不行，就请邻居们帮忙。

　　５月４日，是儿子１２岁的生日，在孩子的一再要求下，他们一家三口才在一起吃了一顿饭。之后，又各忙各的去了。儿子学英语学乐器，根本没时间接送，孩子不免有些埋怨，王荣威只好对儿子说：“没办法，因为爸爸是警察。”采访中，王荣威提到儿子时，又是骄傲又是愧疚，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之后，王荣威一再解释自己没有控制好情绪，在他腼腆的神情背后，记者体会到一个铮铮硬汉的似水柔情。

　　彭顺宝是兰州－成都Ｋ３４７／８次列车第一警组的乘警长。

　　５月５日下午６时４０分左右，Ｋ３４６次列车刚从江油站开出不久，８号车厢乘务员跑来说，１３号车厢一名叫齐军和的旅客感到自己胸闷气短，并伴有发烧，想找医生瞧瞧。彭顺宝急忙和妹妹彭荣兰（随车医生）从餐车赶了过去。车上防护服不够，彭顺宝让妹妹穿上，自己则站在两米远的地方配合她工作。病人当时脸色发青，彭荣兰连着给他测了几次体温，又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胸部，用手摸摸病人的额头，边检查边问齐军和哪里感到不适。彭顺宝在一旁看着，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他觉得，要说危险，随车医生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总是第一个冲上去，离病人最近，而且是零距离接触。顾忌着病人的感受，彭顺宝啥话没说，只用眼神传达着自己的关心和担忧。

　　妹妹看了他一眼，眨了眨眼睛，表示自己知道了，请他放心。这时，添乘干部赵利平和列车长赶来了，彭顺宝和他们一起忙着隔离８号和１３号车厢，为３２名旅客进行登记。因为没有多余的防护服，他们用枕巾捂着头，把塑料袋套在脚上系紧，权当防护服用。彭顺宝说，遇到紧急时刻，就是没有任何东西也得冲上去。

　　紧急时刻过后，彭顺宝和妹妹坐在隔离车厢里，心情有些沉重。妹妹原是天水铁路医院妇产科的医生，按理不可能随车，可因为哥哥是乘警，她主动要求上车，被分到哥哥值乘的这趟车上。已经干了一个多月，还要干下去。这项工作危险性太大，妹妹万一有个差池，怎么向８０多岁的老父亲交待？彭顺宝总不时地这么想。而妹妹呢？说是一开始也挺紧张的，但有哥哥在身边，心里也就踏实了。这让当哥的心理压力更大。病人被送下车一天了，没有消息返回来，车到了宝鸡、天水，防疫部门上车进行２到３次的消毒，车上人员心情更为沉重。

　　５人应急小组成员开始商量准备留观。妹妹紧张得一晚上没合眼，彭顺宝就用笑话逗她，让她放松情绪。妹妹体会哥哥的用心，说：“哥，等这事过去了，我请你吃饭。”彭顺宝的妻子杜庆华是兰州客运分公司乌鲁木齐车队党总支干事，非典时期担任车上５人应急小组组长。一个月中有半个月是在车上，１４岁的女儿就托付在同学家。彭顺宝夫妇对此感激万分，杜庆华说：“因为工作，我们算是高危人群，有些人避之犹恐不及，更别说是让孩子住在他们家里。我们非常感谢顾娟和她父母。”说到非常时期乘务员们的酸甜苦辣，杜庆华举了一个例子。那是５月１９日，列车刚到兰州车站，她一下车，就看见站台上白乎乎的一大群人，还有好些防疫部门的１２０救护车等候在那里。原来是从上海来的一趟车上发现一个疑似病人，车上所有工作人员都要隔离。她看到同事石彩霞也上了１２０救护车，就特别想上前去问候。一刹那，她有一种心痛的感觉。想到隔离后她们的孩子没人照顾，很自然地想起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有一种目光叫关怀董天增曾对记者说过，能让他和战友们坦然面对疫情，心中无所畏惧，这种勇气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对他们这些工作在非典一线人员的关怀和精神支援。他们走车时，领导们挨个家访，走时送站来时接车，小到口罩、手套、防护眼镜，大到全副武装的隔离服，车上的防护用品越来越齐全，支队领导还陪着他们去打提高免疫力的针剂。如果被隔离了，领导和同事们的问候电话就会时不时地打来。点点滴滴的无声关怀，让董天增和他的战友们没有了后顾之忧。这位西北汉子豪迈地说：“人，特别是男人，不就是活了个精神嘛！”严双喜是乘警支队北京线路分队的队长。非典疫情发生后，他和支队的其他分队领导一样，加大了添乘次数。他一个人包了４趟车，都是非典险情较多的车次。经常是半夜下车，然后凌晨４时再上另一趟列车。不为别的，就是想保证车上天天有添乘干部，及时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以鼓舞士气。不上车的时候，也不能回家休息，除了安排日常工作，每天要到站台上接送车。要时时刻刻传递上级对下级和同事之间的关怀和安慰。

　　严队长说：一线的乘警和乘务员们很苦。像Ｋ４３／４次车，走的是北线，途经几个非典重灾区，上下旅客都属于高危人群，乘警们既要做好防非工作，还要保证旅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客流量少，有时一个车厢只有六七名旅客，一人一个长凳子睡觉，行李更容易丢失。乘警们不得不增加巡视次数，工作量反而加大。以前车到站后，乘警和乘务员们可以到车站周边的小饭馆吃饭，现在这些饭馆都关了，他们只好自己带点大饼、馒头、鸡蛋、咸菜，有的人因为长期吃方便面，现在只要一闻到那股味道就犯恶心。

　　乘警冯军所在的Ｋ１１７次车５月１９日发生非典险情，退乘后到铁路医院隔离观察。支队领导前去看望；乘警张凡出乘时曾接触过疑似病人被异地隔离观察，队上干部到家中探望他的妻子，把张凡的诊断情况和隔离原因当面告知，又告诉她张凡在那边一切都好，让她放心。李晓军、张勇、田定军、刘飞、李刚、杜金良……所有有过隔离经历的乘警们都得到过领导的探望和问候，家里有困难的，也能及时得到关怀和帮助。

　　支队队长李俊贤、政委王俊国告诉记者，因为支队值乘的列车大多是空调车，空气不流通，车上人员受感染的机率相对比较大，预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队上为每个乘警配备了两个（双）以上的口罩、手套和１副防护眼镜，给往返疫区的重点车次的每个警组配发了１套防护服；给每个乘警发放抗非药品和提高免疫力的针剂；同时强调落实消毒工作，提醒乘警及时消毒衣服、口罩，减少感染机率。

　　杜庆华说，兰州铁路客运分公司的领导坚持在车站接送车，每次出发前，领导们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强调注意安全，注意口罩、手套消毒。列车厨师利用休息时间，专门采购熬制了中央电视台推荐的能提高免疫力的香菜萝卜汤，让上车的乘务人员时不时地喝一点，大家亲切地称其为“抗非汤”。同事们相互间关心问候的多了，团队的凝聚力比任何时候都强。

　　有一种责任叫冲锋从４月初至５月２３日，整个支队共完成６８０多趟列车的值乘任务，处理非典险情２３起，移交病人４８名。

　　涉及险情的乘警２６名，接受隔离观察的有１６人。

　　同时破获刑事案件两起，查获毒品８１０３克，抓获网上逃犯２名。

　　５月２日下午３时左右，由广州开往兰州的Ｋ２２６次列车运行到三门峡西站，５号车厢的乘务员向列车长报告，２２号下铺一旅客有发烧、干咳的症状，列车长急忙向应急小组成员通报险情，乘警长杨广军、列车长和随车医生跟着乘务员来到５号车厢。一看，原来是个外籍旅客，给他测量体温，是３８．５摄氏度。因为语言不通，一开始无法了解病人的基本情况。幸亏随车医生懂一些英语，才了解到他今年２８岁，是英国学生。这次到中国来是旅游，准备去乌鲁木齐。他本人在菲律宾呆了４个月，然后转机到香港，又从香港坐火车到了广州。

　　在香港时已干咳一个星期，因为他是从高危疫区来的，大家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这时，其他乘警闻讯气喘吁吁地赶来，杨广军阻止他们靠近患者，大声喊道：“我是警长，我来处置，你们不要过来。”车厢里其他３１名旅客变得异常惊慌，无奈之下，他们把病人带到车厢连接处进行隔离，并连续四五次给他测体温，体温都在３８摄氏度以上。他们急忙和西安方面的疾病防控中心联系，准备在西安站将他留站观察。同时，有１４名旅客也在那里下车。

　　列车到了宝鸡，西安疾病防控中心打来电话，已确诊这名疑似病人为高度疑似病例。到了兰州车站，有１６名旅客和６名列车工作人员到兰西医院留验观察，抽血、量体温、拍胸片、单独隔离，大家心情都很凝重。在医院留观的第２天，那位疑似病人被确诊为非典病人，所有人的心里都变得非常紧张。而杨广军却在心里暗暗庆幸，幸亏当时没让战友们跟上来。

　　隔离期间，支队领导去杨广军家里慰问，他的妻子说：“那是他的岗位，他有这个责任。我只希望他能早日安全地回家。”所幸杨警长后来安然无恙。

　　梁兰庭，广州３组乘警长。

　　５月４日，Ｋ２２７次列车行进到宝鸡至西安段，他接到列车长边玉平的通知，９号硬卧车厢发现一名叫刘坤的旅客正在发烧。几次测量他的体温在３９．５摄氏度至４０．３摄氏度之间，高烧不退。经了解，刘坤刚上车买的是硬座票，在１７号车厢。后来感到身体不适，就在西安补了卧铺票。梁兰庭和战友们急忙把９号和１７号车厢封闭起来。

　　９号车厢乘务员一听，立马紧张得哭了起来，因为当时换票时她没来得及戴手套。宝鸡站到了之后，刘坤被送下了车，车上有３０多名旅客被隔离；５月５日，天水有两人因体温超过３７．５摄氏度被交下车；到了甘谷，一对夫妻因发烧被甘谷防疫部门留观。一路走一路往车下交人，列车上的气氛十分紧张。到了兰州车站，２３人被送往医院，７名列车工作人员也被留观了３天。

　　梁兰庭后来告诉记者，隔离时他没敢告诉家人，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是头一次上战场，紧张害怕在所难免。但一想到这是自己的工作，只要头顶国徽，就得有这一份责任，恐惧感也就不知不觉被克服了。

　　赵刚，北京线路队京二警组乘警长。他说，旅客在５月１８日以前，没有实行健康卡登记，有一些非典或疑似病人跑出来，查找的工作难度很大。遇到险情，谁都会怕。但警察就是一个特种行业，即使不是非常时期，不是抗非典，只要身穿警服，面对任何危险都得冲上去。他在公安系统工作了１２年，干过３年刑警、２年巡警、六七年的乘警，也遇到过几次大的险情。危急时刻，付出生命都有可能。人的想法不同，或许别人不以为然，但他和他的战友们却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

　　许多时候，面对犯罪暴力，是意志力和精神的较量，这次面对非典，同样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搏斗。他说：“真要有问题，也是没办法的事，总不能把人民群众往前推，只能自己冲上去。”这场突如其来、令人猝不及防的灾害，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感受都是不同的：远离一线的人们，兴许也会感到恐慌，但也只是恐慌而已；而那些战斗在抗非第一线的人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恐慌，而是面对面与病魔的搏斗，是与暗藏着倒下或者死亡威胁的一种生命的较量。正是有了他们，我们才有可能变得安全，才有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

　　他们始终冲锋在前，他们默默地无私付出，让我们在看到曙光之际永远记住了他们，并对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题图为开车前乘警与列车员沟通情况，掌握每一节车厢内的人数及去向）（本版图片史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