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６月６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因为杀妻分尸，徐建平被一审判处死刑。但却有近２００人上书法院，为他求情，其中多数为知识阶层人士，理由是他为中国纺织行业作出过突出贡献，而且他在羁押期有３项实用新型设计被国家专利局授权专利。

　　尽管报纸用最简短的文字介绍徐建平的贡献，但他的成就仍让人为之赞叹，这不仅仅从那些文字的介绍上可知可感，还能从为他上书求情者的身份和数量得到侧证：中国科学院博士后王寅生，华中科技大学激光研究院研究员何云贵，还有绍兴当地的几十位工程师、人大代表，他们都向法院致信进言，吁请枪下留人，让徐建平“戴罪立功”。王寅生在写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呼吁信中说：从长计议留下徐建平一命，对家庭、对企业、对地方经济、对轻纺科技、对国家纺织行业都为最理想的选择。本案局限在家庭内部范围，不同于其他危害社会范围的刑事案件，从徐建平的社会贡献看，他是一般企业家难以比较的……

　　人才不可多得，民意不谓不重，于情于理似该网开一面，将以有为。可是，在法律面前，这两个因素都不足为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基础的法理，偏离了这一基准点，就又回到了“刑不上士大夫”的旧法典了。

　　我们能够理解王博士留才的一片赤诚，却不能认同他“不同于其他危害社会范围的刑事案件”的说法，尤其是“他是一般企业家难以与之比较的”这种法外爱才的话。凡是能够帮助徐建平减轻免罪的因素，律师都已经在法庭上为他据理力争了；法庭工作人员也爱才惜才，想在法律中找到开释徐的依据。但是，案情昭昭，法条凿凿，徐建平死罪难免，我们如之奈何？难道真的为一个特殊人物让法律的天平倾斜一次吗？

　　我以为，既然在法律中找不到援助徐建平的突破口，那民意最好也别再去磨蚀公正的司法，因为这在有法必依的社会里于事无补，果真有所突破那是对治国方针和社会法制的践踏，影响深远，弊多利少。

　　民意不妨藉此痛定思痛，以此为教训，把对司法的诉向转朝立法，即从修改法律制度上着手，为以后发生类似的事情不再遭受损失做准备——这样的诉求更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现行的法律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可以从轻处罚。这一条法律，很多求情者想把它做成为徐建平免死的突破口。其实，大家都知道这里的“重大立功表现”指的是什么，它单指罪犯被抓获后协助破案或与案件相关的“立功”。徐建平过去骄人的业绩根本不适用这一条，哪怕是在押期间的发明创造，法律中也没有明确它是从轻处罚的依据。法无所定不为罪，同样法无所定不能释。通过徐建平的事情，民意需要把气力用在修正、完善这一条法律上，使以后类似的案情有法可引，这才是民意正确的诉向，这样的民意才具有社会意义。

　　民意诉向司法，这在法治社会不正常，那是对司法公正的挑战；成熟合理的民意诉向应面向立法，通过立法环节表明合理的民意要求。这就要求民意要有前瞻性，而少现实性，外国在这方面走在我们前面：英国的一家医院用死婴作标本，多年后被人发现，成千上万的母亲聚集在这家医院门前，她们没有很多的控诉和索赔，而是要求政府立法对婴儿遗体加以保护；一位英国农夫的儿子与朋友一起喝酒后，坐在朋友的摩托车后座上回家，途中发生车祸，农夫的儿子被摔死。悲伤的农民没有去诉告那个开车的朋友，而是上书立法部门，要求加强对酒后驾车的处理……这样的民意诉向，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点；这样的民意力量巨大，让人肃然起敬。

　　可幸的是，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了新的迈步：孙志刚离奇致死，引发了公民上书要求废止收容法规；沈阳某教师奸淫多名幼女，民意要求出台《校园法》……针对徐建平事件，我们的民意似乎也该在修改法律上多做文章，而少在执法环节上多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