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预约采访吴东正时，他显得十分激动，话筒里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说他是那样的渺小平凡……

　　在西峰市区北头的解放路上，有一条很小的巷子，小到没有名字。后来一户浙江人在这里开了一个张三家具店，人们便叫他张三巷。吴东正就租住在张三巷里面的一个大杂院里。在盛夏一个酷暑难奈的下午，记者走进吴东正那间逼仄狭小、阴暗潮湿的屋子。这时从桌子后面走出一个瘦削的青年，用他两个并不规则的“拳头”硬梆梆地捧起我的手，算是“握手”迎接。

　　吴东正留一头长发，习惯从额前的头发下面警惕而戒备地看人。穿一身牛仔衣，脸面黑瘦，头发枯黄，一身行头都显出沧桑———只是双目透着一股虽显茫然但很执著的澄彻。或许正因为此，在他残疾人的生活里，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他把持住了自己的命运也拥紧了绚丽的梦想。

　　吴东正正忙乎着即将出版的第三部散文集《上路者》的整理工作。在正式采访之前，他胡乱地收拾着面前的纸笔。他匆匆地把一只“手”伸向桌上的圆珠笔，把手臂扭过去，让整个拳头的虎口对准笔身，然后熟练地夹起来送到下颌，很灵活地一蹭，笔便紧紧地卡在蜷起来的拇指和手掌之间。卡好笔，他接着写下这段话：“我又一次紧紧地裹着衣服，漫天的雪花沸沸扬扬。离开坟场，我用冻僵了的双脚一拐一瘸地丈量着这片古老的土地。我感到留在雪地上的脚印是那样的渺小。”这是他的集子《后记》中一段。在抬起头来的一瞬，他很歉意地一笑。他熟练的抓笔、流利的书写，和这一笑，与他自认为的“渺小”一起，深深地烙在记者的心头。

　　吴东正拿出已设计好的《上路者》封面说，把它设计为纯黑色，并不是想刻意追随时下流行黑色设计的潮流，而是想寄寓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书名“上路者”是吴东正自己手书的，字呈白色，看上去苍劲有力。关于书名，吴东正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对于生活，自己多舛的遭遇和社会的关爱，给他留有许多的辛酸和感动；而对于写作，自己还是一个跋涉在文学道路上的学生，他有理由也有责任做一个“上路者”。从他简约的谈话中，从他那双再也不能伸直而弯曲的手中，从那色彩单调而寓意丰富的封面设计中，记者看到了一个残疾青年对人生之梦的执著。

　　不幸的遭遇１９７６年是十二属相中的龙年，农历二月初二又是民间传说“龙抬头”的日子，在陇东，人们给这一天赋予了过多的神秘和期翼。吴东正就是在这一年“龙抬头”的日子里出生于庆城县土桥乡西掌村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在山大沟深，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农村人盼望的是家中有充足的劳动力。吴东正的降生，便给家里带来了快乐和希望，几十亩山地的收种有了盼头，父母亲觉得，哥哥和小东正两人将来一定能改变贫穷的家境。

　　但是，对于山坳里的吴家来说，并没有天随人愿，而降临到他家的却是厄运。

　　１９８２年农历二月，一直疼爱吴东正的祖父，带着他和哥哥第一次出远门到西峰董志镇的老家去探亲。从山里出来的小东正第一次见到变压器，还没有弄清楚立在高台上的这个物件是什么东西，只顾争先的他在和哥哥比赛爬高的时候，无意中爬到了一座变压器上。一股火焰冒出，哥哥慌乱中抓住弟弟的裤子，把他从变压器上拽了下来。这天是吴东正７岁生日的下午。

　　吴东正在医院度过了他７岁的生日，经过努力，他活了过来。

　　７岁生日那天的，是吴东正悲剧生活的开端。

　　他原本完好的双手从此便再也没有伸直过。在几乎半年的打钢针、换药、拆线、石膏固定、感染、又换药、又拆线之后，他肢骨变形、肌肉萎缩的双手还是定型成了两个“拳头”。

　　为了给吴东正看病，短短几年时间里，父母变卖了家里几乎所有能换钱的东西，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可怜的母亲每天一边给孩子喂饭一边流泪，并用祈祷般的语调喃喃念叨：“娃呀，你这一辈子可咋办啊……”望着自己一双不再灵活自如的手，曾经活蹦乱跳的吴东正一句话也没有了。在那段连自己生活都无法料理的岁月里，小小年纪的吴东正需要面对的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他本能地伸出去的手却往往让自己一惊，僵在了半空中；衣服上的一个扣子，自己老半天却扣不上也解不开；身上一点痒痒，别人很随便地挠几下就过去的事，自己却够不着、挠不上……看着母亲和家人代替他做这做那，吴东正更多的是学会了沉默。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幼小的心灵深处萌生了倔犟和无畏。家人不在时，他自己偷偷地练习抓筷子、抓铅笔、端碗吃饭……由于残疾的双手不能灵活操作，他不知打碎了家里的多少碗，倒掉了多少饭。吃饭时，他只能用两只拳头笨拙地捧起一个馒头，直到馒头啃完了，才能腾出手再抓筷子吃一口菜。

　　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上学，这还不是最要紧的，吴东正这样回忆说，当时他们那个山区，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能参加体力劳动，那就是一个彻底被生活抛弃的废人。也就是从那一瞬起，吴东正更体会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一辈子一字不识的父母也犯了难，靠孩子继承祖祖辈辈农耕生活的希望已经破灭了，让孩子上学念书吧，又怕更难为了他。但是好强的吴东正尽管呆在家里，还是偷偷用铅笔练习写出了歪歪斜斜的字，开始构思自己的上学梦。对这些，父母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最后还是一咬牙，把他送到了学校。

　　在学校这个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群中，吴东正的加入无疑成了孩子们的乐子，大家有意和他接触，想方设法碰一下他的手，或者以偷看他双手取乐；而他则勾着头，听着同学们的窃窃私语，红着脸艰难地写下一个又一个字。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间的童真慢慢消解了对残疾的歧视，但他的整个求学之路，依然充满了艰辛。在小学三年级那年，一次由于端水时没有捧稳，他的“手”被开水烫伤，无法抓住毛笔，大楷作业没有及时完成，吴东正被老师用尺子在脸上狠狠地拍了几下。忍受着极大委屈的吴东正一句话也没有解释，他只是暗暗发誓，一定要写好毛笔字。不足十岁的吴东正硬是忍着满手烫伤钻心的疼痛，紧紧握住毛笔，临摹字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日积月累，一支笔一支笔地变秃了，他写过的纸摞也越来越厚了，废弃的毛笔攥起来足有一大把，而他的右手虎口处，竟让笔靠出了一道深深的沟痕。

　　自强的人最不愿意服输，自尊心很强的吴东正陷入对往日深深的回忆中时，他自言自语地引用了巴金的一句话，“生活要我们来做什么？为的是来征服他”！还是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因为写字慢，作文没能按时完成，不仅被语文老师叫到黑板前批评，还用书在他残疾的手上抽打了几下。老师无意的行为对吴东正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他硬是一声不吭地回到座位上。他没有怨老师，也没有怨自己，只是在心里暗暗地下了一条死决心：这一辈子一定要写出好的文章来。

　　吴东正开始注意阅读课外书籍，只要听说谁有小说之类的文学书籍，他总要千方百计借来读一读。凡对借来的书，吴东正历来都视若至宝，小心翼翼地捧着，一页页轻轻地翻，看完后仍保护得完好无缺。那时候，尽管许多字还不认识，许多词句无法理解意思，但借助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吴东正还是吃力地阅读了许多书籍。那时候，吴东正压根只是为了争口气，可正是这种不屈服于生活，不屈服于现实，总要和正常人争口气的性格造就了他执著追求的精神。由于他靠手背翻书，翻得一勤，本来被割掉皮的手背上就渗出了殷红的血丝，但吴东正似乎从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小学毕业时，吴东正已经成了他们那个山村公认的代人提笔写信的“先生”。

　　１９９３年，吴东正要到县城去上农广校了。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父母只身一人生活。父亲把粜粮换来的５００元学费塞给他，还是担心他无法料理自己的生活，便请一位堂兄替他背上一袋面粉送他去学校。

　　那一次，吴东正带走了全家半年的收入。回想起这，吴东正说，这个包袱，现在还在他心头压着。那次他翻过山梁，回头望见半山腰中自家破烂不堪的院落，当时只想哭。那时，对自己命运还无法把握的他，觉得自己欠父母和这个家庭的实在太多了，这个寒酸的家已经无力支付他的学费。他甚至想到了放弃学业，已经懂事的他开始想自己的出路在哪里……

　　在县城上学的开销更大了，为了减少父母的忧虑，不给穷困的家庭再增添负担，吴东正从来不把缺衣少吃的境况告诉家人。深知他上学境况的舅家表妹，经常在信封中偷偷地给他夹寄自己积攒的三元五元的零花钱，帮助这位好学的表哥。每次收到表妹的信，吴东正的心里总是感到无名的压力，他担心的是自己将怎样去回报那些好心帮助自己的人。困惑、矛盾、徘徊，惟一可想的办法，就是去县城各个角落的书店中看书，用读书来缓解那种愧歉造成的压抑失衡的心绪。

　　为了在生活拮据的情况下继续学业，吴东正必须每隔几周就回一趟家，每次擦黑进家后，一放下背包，就连夜到别人家去借学费、生活费，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凡是能借到学费的地方，他都得去跑，在他们那个贫穷的山梁沟峁里，有时奔波大半夜，也借不到几十元钱。生活的辛酸和凄苦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磨练着他，“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更何况，还有残疾！县农广校毕业那年，因双手残疾，吴东正无缘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吴东正却别无选择，希望似乎已经破灭了。

　　&'#\($由于既不是合格的体力劳动者，自己又不愿让父母养活，学校毕业后，吴东正只身来到西峰寻找打工谋生的路子。初来乍到，在西峰人生地不熟的吴东正，到处求职，但别人看到他的那双手，都纷纷摇头。四处碰壁的吴东正彻底心灰意冷了。

　　１９９５年的冬天，吴东正在回家前，有幸认识了庆阳市文联的《北斗》文学杂志副主编贾治龙，经他指点，在这年，他的一篇短篇小说《猎狐》在《北斗》上发表。这对吴东正的触动很大。小说的发表，就像黑暗里忽然亮起一盏明灯，新的希望来到了正处于绝望中的吴东正面前。

　　这之后，在大山围裹的老家那只乌黑窄小的窑洞里，吴东正开始了他的小说写作。白天，他与羊群为伴，晚上一边聆听着院外呼呼的北风叫嚣，一边爬在煤油灯下苦写。

　　１９９６年春，《北斗》杂志在“小说专号”的头条位置刊发了吴东正长达２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鬼怪沟的故事》。在这篇小说里，年纪轻轻的吴东正用饱醮风霜的笔触，营构了一个偏僻封闭的山村“鬼怪沟”，村子里生活着许多心理不健全的人，在一种神秘的氛围里，围绕这个充满淫邪、荒蛮和愚昧的村庄，故事塑造了一个童年出走、又在暮年返回的人物“黄老邪”。黄老邪并不是一个被颂扬的人物，但他在痛苦的挣扎中与这个村子发生的一切矛盾和冲突，形成的反叛和牵绊，都表明他是这个愚腐的小说世界里的惟一清醒者。小说渗透着吴东正对这个村子“怒其不争”的关爱。

　　小说关注的是一个“类”的生存状态，而这对于吴东正、对于他的生活现状，或许是一种更为内在的诠释。虽然此后吴东正的创作势头越来越猛，稿件数量越来越多，然而，文学创作并不是谋生的手段，单纯依靠它也不能带来多少收入，况且对于写作刚刚起步的吴东正来说，创作和吃饭还是水火互不相容的两码事。吴东正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想搞文学，而他连起码的笔墨纸砚都买不起，他的家境难乎为继。吴东正的母亲也是一位患有骨节症的残疾人，双臂弯曲不能伸直，体弱多病；他的哥哥由于不满家徒四壁的窘境，好几年出门在外，打工谋生，但多数情况是连自己都难以维持。老实巴交的父亲把自己跟庄稼一样，栽在几十亩山地上，庄稼一年一茬地割，而父亲却年年苦熬在地里，过度的劳累已使不到５０岁的他满头白发，一身病症。每况愈下的家境不光影响到人的面貌，他家的窑洞也因无力修葺，五孔窑洞三孔坍塌，只有两孔可以让父母勉强栖身。吴东正上学时所借的学费也被连连催要，这个家眼看摇摇欲坠了。

　　在无所适从的现实面前，吴东正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的路到底在哪里？

　　那几年，为生存所迫，吴东正满街跑着找工作，但常常遭到别人白眼。有一次，当他找到一家印刷厂，提出自己想打工的想法后，老板娘盯着他瞅了好一阵，掏出１０元钱扔给他，再没有说一句话。还有一次，饿了一天的吴东正揣着３元钱走进一家面馆，要了一碗炒面，结果老板只给了他一碗两元钱的烩面片，当吴东正试图纠正时，老板制止了他，还说，“你一个要饭的，吃烩面片我损失得少些”。特别让他痛苦的是，西峰举办９６中国陇东诗会，由于交不起２０元钱会务费，诗会马上就要开了，他还在会场外干着急。一桩桩、一幕幕的难肠和尴尬，正如一首诗中说的：“坐在往事的角落里，所能握住的，竟然满把都是泪水”。

　　１９９８年，也就是吴东正２２岁那年，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决定再次出外谋生。他给自己定下目标，找不到工作，绝不回家。在西峰，他最初借住在一个同样是出来打工的朋友所租的小屋子里。那是一间只有一张冷炕，既没火炉也没暖气的屋子；窗户玻璃缺损，冷风直往里钻，雪花只往里飘。吴东正白天出外寻找工作，晚上爬在冷炕上点上一支蜡烛坚持创作。

　　那段艰苦生活，对吴东正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临离家时他只借了１０块钱路费，此外身无分文，生活全靠一些熟人周济。他饿着肚子，忍受寒冷，一边奔波，一边大脑里构思小说的情节。一天夜里，一整天没有吃饭的吴东正正打算又要度过这个饥饿的夜晚时，出外给别人家做临时工的朋友回来了，并从怀里掏出一个馒头塞给他。吴东正问：“哪来的？”朋友说：“我知道你一天没吃了，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从厨房里偷的。”在和着泪水咽下那个馒头的同时，吴东正也咽下了自己生活的所有滋味。因借住环境太过简陋，冷酷的寒冬给吴东正本来就残疾的双手增加了累累伤痕，疮疤加上脓血，使他抓笔都很困难。

　　这时候，第一次帮助吴东正的贾治龙再次伸出援助的双手。看到这种情况，贾治龙干脆让吴东正搬到了自己家里。这一借住就是两年。在这期间，吴东正受到了许多当地文学界老师的精心指点，给他补充了许多文学知识，他的知识结构有了全面提高。

　　由于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吴东正却又产生了一个当时来说并不可能实现的大胆想法：他要出书！

　　没有找到固定的职业，吴东正不得不过乞讨般地生活。他拿着自己的书稿，开始一次次地寻求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也是从这时起，许多读过吴东正作品的人才逐渐认识了这位身残志坚的年轻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发表了不少作品的作者竟然是一个双手残疾的青年农民。吴东正记得，１９９８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敲开庆阳地委副秘书长王钊林先生的办公室，和这位和蔼可亲的领导面对面谈了没几句，王钊林先生就激动地拍着吴东正的肩膀连说了三句“好精神！好精神！好精神！”随后，王钊林将自己随身带的４０元钱全部递给了吴东正。

　　吴东正的小说逐渐被更多的人阅读，吴东正的情况逐渐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庆阳市许多文化及行政部门的领导都给予吴东正以极大关怀和鼎力帮助。

　　１９９９年前季，庆阳市文联筹划出版“北地风文学丛书”，吴东正作为参选年龄最小的作者，他的书稿被正式摊到了桌面上。然而，由于没有任何经济支持，面对６０００元的出版印刷费，吴东正傻眼了。怀着对文学的执著，吴东正决心“为理想碰头”，他找到了庆阳市残联。他的请求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经过协调，庆阳市残联在办公经费十分紧缺的情况下，筹出了６０００元的印刷费。

　　１９９９年后季，吴东正的第一本小说集《太平日子》飘着清新的墨香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艰辛的付出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作为一个残疾人文学爱好者，吴东正的《太平日子》受到了各界人士和广大读者的认可与肯定，他自己也因此找到了可以糊口的工作。

　　走过沙漠的人，喝一口苦水，他会告诉你水是甜的。吴东正就是这种走过沙漠的人，一旦有了工作的环境和机会，所爆发出的激情和光热是超常的。

　　２０００年，吴东正利用在某小报打工的机会，为庆阳市委党校采访编辑了《庆阳农村明星党支部》一书，并担任该书副主编。随后，他又参与编写了《陇上丰碑》、《改革丰碑》、《建设者的足迹》、《中国庆阳颂》等书的大量稿件。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考虑到作为失去双手的残疾人，靠打工度日有诸多不便，也为了给吴东正创造更有利于发展的条件，在原庆阳市残联理事长钟文录等领导的提议下，庆阳市决定特事特办，解决吴东正的工作问题。不久，吴东正由一个农民一跃而变成了国家干部，由一个普通残疾人变成了一位残疾人工作者，有了稳定的工作基础。

　　２００２年８月，在庆阳市市长王义、副市长高明亮等领导的关照和扶持下，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小说集《红太阳下的白土地》。今年６月，当吴东正为出版他的散文集《上路者》而奔波经费的消息传到甘肃省副省长罗笑虎耳朵里时，他当即作出批示，让省残联既要帮助吴东正解决出书经费困难，又要联合有关部门做好对他这种生活勇气和精神的宣传，使这位年仅２７岁的残疾青年健康成长。

　　目前，在省、市两级党政部门主要领导和残联领导的关怀下，吴东正的散文集《上路者》不日即可与广大读者见面。而他的长达４０万字的长篇小说《皇天厚土》也即将完稿。吴东正说：“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灾难，但只要坚持到底，任何灾难也都无非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人生阅历。”吴东正还告诉记者说，他现在最向往的就是上学，他急需提高自己，虽然写作几年了，到今天书也出版了三部，可总觉水平不高，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从没有经过系统的正规学习，文学知识底子太薄。但一想起昂贵的学费，吴东正就又犯难了，上学便也成了梦。不过，对吴东正来说，人生道路还很漫长，这个梦想来终究会实现的！

　　（本版照片均由王兆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