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回顾“文革”历史的书，我经常为一些科学家的命运扼腕叹息。

　　在那个流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许多知识分子被贬成了臭老九，不是靠边站，就是挨批斗。记得有红卫兵小将曾强迫著名力学家钱伟长挑水，钱先生站不稳，小将们就嘲笑说：“什么力学专家，连担子的重心都找不着！”乱哄哄的十年终于过去了，知识分子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给中国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但遗憾的是，春天里的花儿还是免不了受到“倒春寒”的袭击，人们思想观念里的沉滓不能一夜涤清。据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早年就曾屡次遭遇嫉妒和冷落：周围那些平庸的人可以评上职称，他却评不上；学校领导和普通教职员工能分到好房，他却分不到。

　　其实，遭遇嫉妒和冷落的岂止袁隆平一人。据近期媒体报道，在人才荟萃的堂堂我国某著名学府，最应该蔚成“尊重知识”的浓厚氛围的地方，学校行政人员大都可以独坐宽敞的办公室，面对液晶显示屏，开始一天的工作，而广大工作在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师，只能许多人拥坐在简陋的房子里，度过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年华。

　　现在不是流行说要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吗？于是，一些专家成了官员们的“座上宾”，确实在科学决策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如果对此过分乐观，就显得有些幼稚了。有人对专家作过一段魔鬼词典式的解释：“专家就是最明白该领域的状况，他的话却从没有通过权力运作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那些人。专家像菩萨一样被供奉起来，主持庙宇、享用供奉的却是外行们。”就这样，许多名义上有专家参与决策的工程最后成了“豆腐渣”，一些有专家参与论证的立法和制度刚一“问世”，就先天地埋下了隐性“坍塌”的祸根。

　　近代以来，知识这个“赛先生”自从被“请进”国门，曾受到种种委屈，或被批斗，或受冷落，于“尊重”二字相去甚远。党的十六大强调要“尊重知识”，知识所遭遇的这些委屈应当时刻为我们警惕和警醒。“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此类格言说来容易，但如何使之不致沦为简单的“口号”，还得仔细思量。不过，可以明确的是，真正的对于知识的尊重，乃是对知识分子自由独立精神权利的尊重，要摒弃一切不适合知识发展的体制和观念的障碍。

　　对于这一点，全社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反思的地方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