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０年９月，我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七月剧团驻在一个林木茂密的寺寨———老君庵。一天，领导召集全团大会，传达上级命令：全团去延安学习。话音未落，寂静的寨子里沸腾了，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我们迅速打点行装，开始了徒步行军。一路翻山越岭，大家相扶相帮，互相鼓励。我们几个“小鬼”更是兴奋。上千里的路程，走了十多天，终于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宝塔山。

　　一到延安，就投入了忙碌的演出。上演了《新考试》、《大上当》、《特种学校》、《祁半仙》、《抓壮丁》、《新教子》等剧目和舞蹈。演出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决定剧团与延安陕北公学文工队合并，组建西北剧团，一面演出，一面学习。

　　延安陕北公学坐落在龙家沟，有千余名教职员工和学员。校舍是近百孔窑洞和数十间房子。我们十多个人滚在一盘大炕上。我们吃饭更别致，饭厅就是一个大山坡，一个学习组挖一个土台基，修成圆圈型，中间留一个小圆土台放菜桶，大家围桶进餐。

　　别看物质生活不怎么样，可学习和文化生活十分活跃。陕公有自己盖的礼堂，听说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未建成前，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有时还来陕公礼堂作报告，观看文艺节目。那时每星期六都举办文艺晚会，在晚会上我们这几个小鬼特别吃香，跳当时边区盛行的儿童舞、叮铃舞、乌克兰舞，非常受欢迎。

　　有时一些单位还请我们在他们的庆祝会、联欢会、晚会上去跳舞。我们几个小鬼当时在陕公是小有名气的。

　　我们这“小鬼团伙”不久又有所扩大。有一天接到延安保育院通知，说是“你们剧团上次来延安，在我们保育院寄放了两个小鬼。这次请你们领回去。”原来晋绥七一剧团来延安演出、学习，返回时，曾把两个小鬼寄放在保育院，保育院把“七一”剧团和我们“七月”剧团搞混了。

　　我们剧团也没有解释。领两个小鬼的那天，是我们剧团团长斯曼尼（杨公愚）和我们一块去的。

　　返回路上碰见朱总司令和林伯渠几位领导同志。他们两个不满１０岁的小鬼身穿军装，还戴着“八路”臂章，朱总下马问了情况，一位同志开玩笑说：“这大概是朱总司令最小的兵。”朱总和骑在毛驴上的林老哈哈大笑，笑声也感染了我们，心里觉得好亲切好新鲜。朱总和林老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我们高兴地答应着。两个小鬼到剧团一个多月后，才发现她们是两个女孩子。原来七一剧团因为他们是女孩子，才把她们放在了保育院。她们怕我们剧团也不要，所以把头发剪了。

　　我们在陕北公学学习近一年，之后又集中起来，与陕公文工队合并为西北剧团，陕公文工队改编为一团，七月剧团改编为二团，在延安上演了《洋烟恨》、《金莲痛史》、《打草鞋》、《捉王二》等戏和一些舞蹈节目。西北剧团一团在边府礼堂上演曹禺的大型话剧《蜕变》，我们二团协助演出，具体工作是搬景、效果、后勤。我们几个小鬼担任送水送饭。这一段演出中两个团合作得不很好。一团是搞话剧的，二团主要搞戏曲，两个团格调不一，加之一团演出，二团服务，同志们很不服气。二团是从关中前线来的，认为自己的群众基础在延安不如在关中。根据以上情况，领导决定我们先回关中分区演出。

　　１９４１年４月，我们以“西北剧团二团”的名义回到关中，剧团经过短期修整，很快就给久别的机关单位、部队、农村演出。

　　１９４２年１月，为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并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二团与关中警备司令部领导的关警剧团合并，定名为“八一剧团”，隶属警备区政治部领导。

　　１９４２年５月，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年剧团用了很多时间组织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开展了整风活动，使全团同志明确了党的文艺工作方向，加强了群众观点，重视了戏剧的普及工作，纠正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春节期间群众大搞社火，剧团到农村参加了群众文化活动，学习了很多民间文艺节目，其中，有新正县社火头刘志仁给“延安文艺座谈会”献演的《跑红灯》，也就是后来的《荷花舞》。剧团还根据《讲话》精神，组织创作人员深入连队和农村，从人民生活中汲取营养和创作素材。演员和演奏员下连队辅导排演文艺节目，开展歌咏活动。我们首先重视创作和上演现代戏。

　　当时演出的有《民族魂》、《全家福》、《周子山》、《纺棉花》和秧歌剧、舞蹈等。同时整理改编上演了一些传统戏，经常演出的有《三滴血》、《石达开》、《卧薪尝胆》、《史可法》、《反徐州》、《打渔杀家》、《三回头》、《哭祖庙》、《苏武牧羊》等戏。八一剧团属部队系统，经常深入连队为战士演出。有时演到动人之处，战士们发出粗豪的笑声和赞赏声，常常台上台下高呼口号，战士们与演员心灵呼应、情感交融。八一剧团和关中人民群众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经常去一些人口稠密的集镇演出，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与组织作用。如演出《浪子收心》，村干部联系本村实际，积极帮助二流子改造思想，促其参加生产劳动；演出《龙王娶亲》，有力地配合了反封建迷信活动，帮助村干部教育改造巫婆、阴阳、跳大神的，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演出《金莲痛史》，对于当时正在农村开展的禁止缠脚活动起到了宣传教育作用，许多青年妇女觉醒起来，和家庭展开斗争，解放自己的小脚。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八一剧团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大礼堂为陕甘宁边区高干会演出。首场演《民族魂》，接着又演了《石达开》、《三滴血》等。演出结束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谢觉哉副参议长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大家，热情称赞演出成功，说：“你们的三本戏内容好，一本是宣传抗日，一本是反对分散主义，一本是反对教条主义，紧密配合了党的整风学习。”“你们的戏对观众很有教育，有震动，有鼓舞，演出水平不错。”剧团二进延安，演出的三个剧本，是在西安地下工作的同志通过西安各剧团辗转寻来，又在本团认真研究挑选，由当时主管剧团的地委副书记赵伯平亲自改编的。执导的袁光同志是从西安来团的知识分子，能编、能演、能导。副导演周裕民曾在易俗社受过科班训练，能演、能导、能打鼓板。武戏导演赵德浦也是经过科班训练，能演、能导，特别擅长导武戏。负责音乐设计的王依群对秦腔也很熟悉，能拉板胡，也是自西安来团的。卫新同志是个能书能画的多面手，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他亲自筹钱买颜料、工具和布，自己画景，并设法在汽灯罩下安装一个方木盒，盒下用红、绿、黄玻璃纸做三个活动板，需用什么色，就用哪个色板、延安观众对布景感到新奇，赞不绝口。

　　由于演出一再获得好评，不久剧团又奉命在杨家岭中央礼堂专为中央直属单位演出。这一殊荣让同志们兴奋不已。第一场演的是《三滴血》，大家注意力特别集中，戏的节奏稳准适度，演员情绪饱满，演出质量比哪一次都好。中央礼堂座无虚席，朱总司令坐在一排正中，精力充沛，神态慈祥，身着灰色军装，一直微笑着看演出。当观众反响强烈时，朱总也和大家一起鼓掌，敞怀大笑。第二天，中央管理局方仲如局长告诉我们：“我问了朱总司令对戏的看法，朱总司令讲：‘戏……也好，也不好’。我问为什么？朱总司令讲，我说不好，是我不懂；说好，是大家都鼓掌欢迎，所以我说也好也不好。”朱总司令的回答既幽默又有群众观点。我们在中央礼堂演了三场，整个演出结束后，方仲如局长说：“毛主席看了你们的戏。”大家激动地说：“那我们怎么不知道？”方局长说：“毛主席很忙，抽空到了剧场，戏已经开了，他就坐在后面看的。”方局长还告诉我们，他向毛主席汇报了剧团来延安演出，剧本内容好，演出作风好，毛主席很高兴，让给剧团赠一套新大幕，并指示写上“推陈出新”几个字。

　　当时方局长强调，中央希望剧团今后在戏曲工作方面按照“推陈出新”四个字努力实践，使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优秀戏曲艺术发扬光大。

　　在延安的最后一阶段的演出，是在新市场广场舞台为延安人在售票演出。剧团第一次挂上了中央管理局赠送的新幕，两幅前幕上，“推陈出新”四个大字十分醒目。大冷的冬天，几千人的大广场上无遮无挡，而票天天都卖得光光的。在延安的整个演出，是在紧张、热烈、愉快、动人的情景下进行的，在精神上给了剧团全体同志极大鼓舞。

　　当时除了演出，还组织观摩兄弟艺术团体的演出，看了不少的好戏，其中有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的《带枪的人》，延安评剧研究院演出的《三打祝家庄》、《北京四十天》、《红娘子》和延安民众剧团的《中国魂》、《八千马》、《抓破脸》等。同时还组织了多次艺术创作经验交流座谈会。那次延安之行对剧团来说，在思想上、艺术上收获都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