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中医 造福桑梓

　　——中医大夫左中丕访谈录

　　本报记者 何小龙

　　 最近，平凉振中堂医院中医大夫左中丕历时17年呕心沥血编撰的百万字《中药鉴别炮制应用手册》和《常见肝脏病的治疗》，由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为此，记者慕名采访了左大夫。

　　 记者：你将中医临床实践和中医学理法结合起来进行探索研究，特别对病毒性肝炎的诊断、预防、治疗独有建树。当你投入大量精力攻克疑难杂症的时候，一定付出很多心血吧？

　　 左中丕：其实，干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你不花费一番心血，成功就无从谈起。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了提高自己的医术，我先后自学了全国中医大专院校的教材，并到上海中医学院深造了4年，潜心研究中医药对疑难杂症的诊疗。那个时期，平凉最著名的中医大夫是麻文华、汪清洪等，几乎家喻户晓。为了取其所长，补己所短，我利用休假日，背上干粮，到他们供职的中医医院，研读他们所开的药方。记得有一天，仅麻文华所开的药方，我从早到晚就翻阅了1700张。

　　 记者：防治病毒性肝脏病是你的强项，你研制的“左氏安震丹”等治疗乙肝的药物，曾荣获中医中药产品国际博览会最高荣誉金奖。你是从什么时候起着力对肝脏病进行研究的？

　　 左中丕：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我发现中医治疗肝脏病，只要用药恰当，是有特效的。这方面有不少典型病例。1984年，宁夏同心县河西乡一位名叫马占瑞的30多岁的回族汉子，患了肝硬化腹水。当时，家里人把他送到当地医院治疗时，医院不愿接收，认为人已不行了。马占瑞的家属经打听得知我擅长治疗肝病后，就将病人送来恳求我治疗，说：“你就把死马当活马医吧。”说老实话，面对病情如此严重的肝病患者，我心里也没底，但病人家属已把话说到这分上，我也就接诊了。我先给病人开了6副药，让他按要求煎服喝了，10天后病人的病情就明显好转，我当时也感到惊奇，因为病人的病情恢复得这样快出乎我的意料。后经继续用药，大概是一个多月时间，病人就痊愈了。2000年，我还给泾源县的教师丁福俊治好了肝硬化。正是在给这些患者治疗肝病过程中我得到启发，开始致力于肝脏病的防治研究工作，养成每有典型病例必要撰写心得的习惯，为编著《常见肝脏病的治疗》这本书积累了大量素材。早在1984年，我就在平凉中医界对无症状乙型肝炎提出过如下论点：“乙肝病毒伏于血分，伺机侵肝为患。”

　　 记者：难能可贵的是，你虽在平凉，你却时刻关注我国中医的发展趋势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时常参加全国有关中医方面的学术研讨会。

　　 左中丕：我之所以能有机会走出平凉，以后又在北京结识了全国许多中医界的著名专家、学者，这得益于我和当代中医泰斗、中科院院士董建华发生的笔墨之缘。在研读董建华参与编著的全国中医大专院校教材过程中，我发现关于胸痹病反药同用论述有值得磋商的地方，其中用于治疗胸痹病的“栝蒌薤白白酒汤”一方中列到的栝蒌和附子是反药，同用后患者反应不适。后来我又到新华书店、平凉卫校图书馆、亲戚朋友那里查阅了达700种资料，在掌握到充分的依据后，我就给这位当代中医泰斗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医术高超，将栝篓和附子这两种反药同用游刃有余，但把此药方作为教材在全国应用有点欠妥，且不符合药典和传统用药。不久，董建华就给我回了一封信，对我能大胆提出个人观点表示赞赏，并称我为“二药之师”。1992年，董建华就推荐我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内科高级进修班。从此，我参加全国性中医学术活动的机会日渐增多。2001年，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和《今秋》科研杂志社在西安联合举办的“全国百名中老名医义珍”活动。期间，我给著名演员赵子岳、中国书协主席启功、原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百岁老将军孙毅等都看过病。

　　 记者：你编撰的《中药鉴别炮制应用手册》内容广博，图文并茂，不仅详述了中草药之性状特点和炮制方法，且对临床应用也作了重点介绍。为编撰此书你花费不少心血吧。

　　 左中丕：我一直持有这种观点：中医是我国国宝，是古代第五大发明。我们的祖先在与疾病长期的斗争中，从大自然中发现某些植物、动物、矿物具有药用价值，这就为战胜疾病觅求到了重要武器。然而，也正如前辈所云：“凡为医师当先识药，药之所产，方隅不同，则精粗顿异；收采不时，则力用全乖；又或市肆饰伪，足以混真；苟非确认形质，精尝气味，鲜有不为其误者。”此论于今仍有意义，虽时代不同，但其理则一。药物品种之混杂，以及种植之要求，采集之及时，炮制之合度，均与临床疗效直接有关，尽管关系人之健康与生命大事，但仍然为某些中药种植者、经营者和中医药工作者所忽视。在平凉，以劣充好、以假代真的中药材，我曾多有遇见。比如，曾有人把木薯当山药卖，很长一段时间不被人所认知。鉴于此，我就下决心编一部系统介绍中药的鉴别、炮制方面的书。因为在全国中医书籍中，中医的鉴别学、炮制学都是单独论述的，没有统一归纳到一起。我原计划编写500例常用中药，但在编写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发展，有些中药就逐渐被淘汰，后经筛选剩下461例。然而，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项大工程，整整耗费了我17年时间。期间，为确保编书进度，不但我投入了大量精力，花费了许多心血，我的几个弟弟也都参与了进来，他们或帮我整理资料，或抄写书稿，或采集标本等。书的初稿完成后，我又进行了多次修改。出版之际，我国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施奠邦为本书写了“序”，给予了较高评价。我一直有这样一种认识，一个人活一生，除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以后，还要为他人、为老百姓做些好事。所以在多年的临床实践和研究中，当我又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出现微型化、社会化以后，导致许多人心理失衡，精神紧张，特别是女性的心理压力最大，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我便准备再写一部关于养生的书，指导人们调畅情志，增进应变能力，使气机畅达，气血平和流通，以维护健康，延年益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