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斌在书法领域里已探索了２０多年，用他的书龄和人的自然年龄相比，书龄也是已近而立之年了。应该说他的书法功底是很雄厚的，在中国书法各个书体方面都作了较为深入的学习。

　　 与大多数人一样，郑国斌在练习中还是按照传统的训练方式，先楷而隶、而魏碑、而行草，走遍了书体的各个角落，很多功夫都花在了基本训练方面，故而操笔挥翰，各体皆能，并且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

　　 在我的印象中，郑国斌最为突出的创作还是在楷书一路，仅这一种书体，他也是进行了多维的继承。大楷曾练过柳公权的《玄秘塔》、欧阳询的《醴泉铭》、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等法帖。对小楷他又在另一个书体系列中追求，先后临习过二王的《黄庭经》、《洛神赋十三行》、赵子昂《汲黯传》、文征明《连社十八贤图记》、王宏《游包山集》。一般来说，若将名家法帖逐一临过，求其神形毕肖，数年之内达到一种复述的程度，似不是很难的事。但要将古代各个名家的作品，通过自己的吸嚼、消化、吸收，并且把名家风格迥异的书法因素化合而为自己的东西，则是需要超人的智力和超凡的功力的。郑国斌在吸食了上述的营养之后，花去了好长时间来提炼加工，将诸家之长依照中和的法则推了出来，使自己塑造的风格有了晋唐的韵味，整饬中多了些宽和，沉稳中减少了些峭拔，这种面目在他笔下保持了很长时间。期间他没有沉醉，也没有迷惑，而是带着冷静的思考在中国书法史册中去寻绎自己的路线，经过无数次的排比，他感到自己化解出来的这种风貌和名作拉开的距离不是很大，只是一种近亲性的繁衍，这就增加了自己的作品在历史的选择中被筛汰的几率。在路线的选择上，必须穿行于古人脚步比较稀疏的地带。当理清了思绪后郑国斌将目光投向了敦煌写经。敦煌书法，尤其是写经，重显中国书坛已有整整百年的历史，几代人已经过去了，但继承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既然在现当代继承方面没有足资的参考，郑国斌只能在原写卷中去寻找自己的答案，利弊均在其中，好在少了许多的羁绊，直接和古人对话，没有任何杂音。

　　 这期间，还应该看到来自另一个方面的冲突。欧褚柳赵们的语言不时对郑国斌的另启新腔产生着有形的干扰，到底是放弃已有，还是再加组合，又是一个选择。对此，郑国斌在书写中不断采取手法，随塑随毁，毁塑相间，无数个夜晚和黎明都在这之间徘徊。例如，他打算把褚体与唐写经混合，把赵体与北魏写经联姻，开辟齐头并进的数条路线，再努力把这几条路并通起来，走出已有的书法景观，去开拓自己的天地。在一个时期内，郑国斌的同一支毛笔，仅小楷可以写出几种风格迥异的作品，足可见其在开拓新路上的苦苦探求与反复实践。

　　 郑国斌在形式的借鉴中，避免了对写经的模拟，积极接受当代书家对形式开拓的成果，对他人实践过的千奇百怪的形式，他都加以变化地运用，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形式，给欣赏主体赋予了新的愉悦。创新是对已有程式的破坏，是一种新的秩序的建立；只要是新的，就还有需要和谐完善的地方。郑国斌为自己设定的这条路是可以肯定的，他是一种新的起点上的继承，更是一种继承中的创新。

　　 在楷书研习的同时，郑国斌同时致力于草书的创作，在从怀素、黄庭坚和王铎那里汲取营养后，写得开张放纵，笔致连绵不断，有一泻千里之势。近时所作笔道含蓄，笔致复杂，满纸云烟，已入名家堂奥，观之令人生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