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媒钱１００元至２００元，男方付给媒人。

　　三见面３００元，男方付给女方。

　　定亲钱５０００元至６０００元，男方付给女方家长。

　　彩礼钱１５０００元至２００００元，男方付给女方家长。

　　衣服钱５０００元至７０００元，男方付给女方。

　　家具钱１０００元至１５００元（按三件计）由男方准备。

　　压岁钱１００元至２００元，过年时男方付给女方。

　　提亲钱２０００元，男方用来给女方买六套衣服和烟酒钱。 领结婚证费１００元至２００元，领结婚证时男方付给女方。 结婚钱２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结婚时用来办宴席招待来客。

　　磕头钱３０元至５０元，由男方长辈给新娘。

　　拜见钱１００元至２００元，婚礼时由亲戚给新娘。

　　喊爹叫娘钱５０元至１００元，婚礼上公婆给新娘。

　　开箱钱２００元，女方陪嫁箱中的钱，男方付给女方。 谢媒钱２００元，男方付给媒人。

　　此外，还有一些名目如过节钱、看戏钱、满酒钱、装烟钱等等，更有甚者，有些地方还要给新娘买电脑，将来种地时上网查资料，真可谓无奇不有。 “农村订亲结婚费用近年来呈持续上升的势头”甘肃省农调队综合处梁红玉说，根据地域不同，费用有新的变化，城区费用略低于川区农村，而山区高于川区农村和城区。 名目越来越繁多，含“金”量越来越重的彩礼，把农村小伙压得喘不过气来，许多人在外辛苦打工几年，挣的钱还不够送彩礼。等走上红地毯，不少人已是债台高筑。 被彩礼拖向贫困的家庭 走进孙山村郭林家，堂屋里摆着录音机、电视机、沙发，但年代久远，在城里早已是“古董”了，记者的采访便是从这些“古董”开始。郭林说，１９８０年土地承包后，他父亲是村干部，信息灵通且依靠科技种田，家里有了余粮，手头有了活钱。１９９０年村里刚通电，他家就买来了这台１４英寸黑白电视。后来的录音机、沙发，也是村里最早买的。到了１９９５年家里还有５０００多元的存款。 可是，刚刚走向富裕的家，却因他娶媳妇送彩礼而又走上了贫困。 １９９６年，郭林与邻村一位姑娘定了亲。那时彩礼还不算高，但媳妇娶进门也花了近两万元。家里拿出了仅有的５０００元，从信用社贷了５０００元，其余的１万元都是借的高利贷，每年仅付利息一项就要１０００多元，有几笔高利贷几年下来利息都翻过了本。 说到这儿，郭林卷了根“喇叭筒”边抽边说，媳妇娶进门的那天起也就是还债的开始。每年年底，从外边打工回来，人还没进门，讨债的就已等在家里。２０００年父亲病死，也是为了给他省钱还债，小病拖成了不治之症。“抬”走父亲又花了３０００元，媳妇也因为家里太穷闹离婚。如今家道衰落，成了村里的特困户。 孙山村村委会主任扳着指头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村里每户平均有二十来亩地，一年的纯收入１０００元左右，每家外出打工一人，一年能带回来２０００元，总收入只有３０００多元。 俗话说，“皇帝莫想做，老婆总得有一个”。面对每年仅有３０００元的收入和十倍以上的高价彩礼，怎么办？一个字“借”！银行贷一部分，亲戚朋友筹一部分，更多的是借高利贷。梁红玉说， 越是贫困的地区，彩礼越高，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即使成家后，也举债难还，又陷入困境。 陋俗中筑起的高墙

　　解放以后虽买卖婚姻被严令禁止，但彩礼与嫁妆却并未因此而消失。孙山村一位老人回忆说，上世纪５０年代结婚，海昌兰一身，６０年代结婚，离不开灯心绒，７０年代是涤纶、海虎纶，家庭状况好的给几十元的彩礼，送些粮食和布匹票，再准备一对木头箱子，一床被子就可以娶媳妇了。 进入８０年代，在市场大潮的推动下，特别是受城市高消费的影响，在农村，彩礼上涨到了１０００多元，婚礼中也加入了名目繁多的附加费用。到了９０年代，农村青年结婚单是彩礼一项就上涨了十几倍，远远高出了收入的增幅与物价上涨的速度。原来几十元、二三百元的，现在上涨到了两万多，高的达三四万元。 是什么原因导致彩礼膨胀，婚事大操大办而盛行不衰呢？其实农民的心态也是很矛盾的。 在农村，男子娶妻难，几乎已成为农民的一块心病。２０００年，会宁县太平店乡由于人口出生率持续偏低，搞了一次婚姻状况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全乡２０—３２周岁的青年中，未结婚者所占比例高达４３．４％，其中万坪村达到了５１．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却是，成年女子“孔雀东南飞”，外出打工，一去不复回，外嫁了。再加上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人为造成了男多女少的尴尬局面。而在农民看来如果儿子娶不上媳妇，断了宗祠那可不是一件小事，于是在送彩礼上丝毫不敢马虎，这样你哄我抬，水涨船高，彩礼一路上涨。 送彩礼也是身价与面子的象征。 郭林说，在农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家要的彩礼少，说明谁家的女儿不值钱，当然也就意味着没出息，没脸面，结了婚也会被婆家低眼看。一位在建筑队打工挣彩礼的青年说，娶媳妇不送彩礼是根本行不通的，送彩礼对婚姻起到稳固和约束作用。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花钱就只能打光棍了。 这似乎印证了：“聘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天以上，并不得悔”的唐朝习俗。 　 面对婚礼还得大操大办，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婚事不搞得红火一些，不请客吃饭，那还叫什么婚姻大事。如果不如此，不但自家的情面与形象过不去，而且女方家长不同意，村中舆论压力也很大，亲戚朋友通不过，无法体面地做人”。 彩礼落到谁腰包？ 高价彩礼落在了谁手中？采访中有人认为当然是女方家长，其实不然。一位农民说，他有一儿一女，女儿的彩礼要了两万，出嫁时陪房（指置办的家具，衣服之类的陪嫁品）花了五千，加上招待亲戚的酒席一千，共六千元。儿子娶媳妇时彩礼送了两万，买彩电、衣服和办酒席总供花了三万元。一嫁一娶算下来反倒欠了一万六千元的账。“彩礼是一把双刃剑”媒人李存珍说，家家门里都要娶媳妇，嫁女儿，越送越高的彩礼使手头并不宽余的农民负担加重，甚至债台高筑，家庭返贫。因此，这些陈规陋习该破除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在靖远等一些地方积极开展以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寿事不办、神事禁办，反对索要彩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为主要内容的“三提倡三反对”活动，深受农民欢迎。靖远县刘川乡刘成文老人说，他有三个儿子。按以前的陋习没有十多万元的彩礼是娶不来媳妇的，如今提倡婚事新办，三个媳妇总共只花了１万元钱就娶进了门 ，其余的钱用来改善生活条件和投入农业生产。三个小家庭也无债务拖累，日子过得很幸福。 业内人士认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把移风易俗当作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来抓，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民合理消费。乡干部在指导农民发展生产的同时，要引导广大农民更新观念，破除陈规陋习，倡导文明婚礼，不大办宴席，大收彩礼，把钱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