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定富把这种现象称作“业主发财，政府发丧”。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百商厦作为社会公共场所，没有投保任何责任险”。（６月７日《中国青年报》）没有投保责任险，出了责任事故以后，就得企业自己承担赔偿责任。但业主总是装钱欢喜掏钱心疼，没钱的“赔不起”，有钱的“不愿赔”。所以，“在发生重特大责任事故后，一些小企业主常常躲藏逃匿，把抢救和事故善后工作推给地方政府。”政府发丧，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这个时候，纳税人发什么呢？

　　脾气发不得，也没处发。相反，如果赔的钱不够多，不够及时，挨骂的往往还是政府。

　　将事故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这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一旦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就有保险公司出面向受害者提供赔偿。所以，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责任险属于高度强制的普及性险种。但在我国，责任险既没有成为法定的保险业务，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推广。但是，这并不是“政府发丧”的充足理由。

　　人命关天。安全事故发生以后，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死伤者身上。只要他们或者家人拿到了赔偿，也就没有多少人关心这钱该由谁出、是谁出的了。但是，从根本上说，政府其实充当了“冤大头”。

　　所以，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掏了钱以后，很少表现出冤枉的样子？

　　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事故之所以发生，政府可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这几年煤矿事故频发，而发生事故最多的则是地方小煤窑。谁都知道，地方小煤窑的身后，就是地方利益的小算盘。

　　这种小煤窑，上马的时候因陋就简，生产的时候乱采滥挖，但奇怪的是，安全检查的时候却能一次次过关，最多也是有惊无险。有些煤矿虽然“三证全无”，却能在地方政府的眼皮子底下“正常生产”；有些煤矿几次十几次接到政府部门的整改令或停产令，但同样敢几次十几次置若罔闻、无动于衷。为什么？小煤窑是政府的大财源。

　　没有发生事故的时候，双方“相安无事”；一旦发生事故，双方也都难脱干系。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偶有所闻：火灾发生了，人们才知道发生火灾的场所是违章建筑；桥梁坍塌了，人们才知道那座桥是个豆腐渣工程。而有意味的是，有的违章建筑多年来都岿然不动但无人过问，有的豆腐渣工程可能还是政绩工程甚至还被评过优质工程。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事故那么多，为什么我们的事故死亡率是那么高；同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要和企业主“团结起来”隐瞒事故真相，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替企业主掏了钱后没有一丝一毫的冤枉感。

　　有数据表明，我国工矿企业１０万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约为发达国家的两倍；２００３年我国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约为印度的１０倍，美国的１００倍。

　　企业投保责任险，说的是事故善后的事情。现在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让事故降下来。

　　事故赔偿应该是企业主的事，但遏制事故发生却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我想，正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安全生产问题上的懈怠、手软，甚至腐败，才导致了事故发生后的暧昧态度和尴尬角色。事实上，许多安全事故之后，都有一系列政府行为受到质疑，也有一批“问题官员”浮出水面。

　　在事故善后处理过程中，政府支付的赔偿金完全可以认为是“垫付”。在事故处理结束后，也完全有理由从企业主那里要回来。但是，有没有人敢去要，有没有人害怕钱要不来反把自己陷进去？

　　如果敢去要且能要回来，那就等于强制业主承担了赔偿责任。只要使业主的赔偿责任成为强制性的，那么强制业主投保责任险就不会太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