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是最平民化也是最关心平民的。他一直想着，要用他的特长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穷人。多年前，他在山西一个小村庄做了一项扶贫试验。他收集了一些钱，拿到那里去做小额贷款，结果从几百块钱很快就发展到十几万块钱。在那个小村庄，因为有了这个钱，解决了很多家庭的困难，所以很受欢迎。茅先生声明他不想在那里赢利。但是，仍然“赢利”了。这对他很有激励。于是，他又开辟了几个试验点，我想，也一定成功了吧。

　　但是，经济学家也并不会场场都赢。

　　８月９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茅于轼先生和另一个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汤敏先生创办了一所“保姆学校”，同样的，他们声明办学的目的也不在赢利，但也不想赔本。但没想到的是，开张两年多，他们却赔进去了１００万元。

　　当初，他们的说法是，“如果赔本，就说明这条路失败了”。因茅先生并不承认自己失败了，所以，我就姑且先叫做“暂时失败”吧。

　　成功的原因都是一样的，而失败的原因则各不相同。茅先生把保姆学校叫做“经济试验”，显然就是当作一种经济活动对待的。但实际上，他们却并没有从经济或市场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一，茅先生一再声称，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但同时又强调也不想赔本。

　　好像有了这样一个“不势利”的目的，就可以搞好一个扶贫项目。但是，要知道，“不赔本”本身就是从经营角度出发确定的一个“经济指标”，而不是从福利角度出发确定的一个“社会指标”。

　　也就是说，如果“不想赔本”，那么办学过程就一定得“设法赢利”；如果不想赢利，那“保姆学校”就肯定会“赔本”。同样，如果是“经济试验”，那就得做好赔本的准备；如果不是为了赢利，那就不是什么“经济试验”。

　　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实体”亏损都是正常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试验”亏损就更是想象中的事了。

　　二，经济活动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看得见的东西会起作用，看不见的东西也会起作用。茅先生创办“保姆学校”，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农村妇女肯定会蜂拥而至。但没想到，农村人并不想背井离乡。没有人主动来，就得自己去招，结果由于农村人对他们缺乏信任，花了不少钱，也没有招到几个人。最后想到了政府，但一些地方招来的学员不合格，一些地方承诺资金到不了位。

　　这使我想起了有人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的评论，说他见到什么东西，都想用经济学来分析。我认为，茅先生在办“保姆学校”上，缺的恰好就是这一点。既然是“经济试验”，就应该把一切相关因素，都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瞧瞧。改变农村人的观念，有利于保姆学校招生，但那得付出相应的成本；依靠政府支持，有利于节省招生成本，但那得考虑到由此增加的风险。

　　如果忽略这些隐性的东西，那么，只要是个好会计，也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了。

　　三，茅先生说过，经济学在一般领域内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保卫经济的自由，防止各种似是而非的干预政策出台。虽然他主动寻找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并没有错，但找到的其实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经济自由大打折扣。

　　包括茅先生的投入，也包括政府扶贫资金在内，都有个使用效率的问题。茅先生之所以把保姆学校称作“经济试验”，也是想在扶贫工作中体现出效率。显然，问题最后又得回到“市场”上。

　　但是，一方面，地方政府只管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并不在乎经济学家的投资效率。另一方面，“经济活动”想依靠地方政府的力量提高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就得对地方政府有所妥协；而想得到地方政府的补助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就得听从地方政府的指令。如此而已。

　　所以，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先生，在保姆学校的经济试验中受挫，并不算什么稀奇事，起码也能用经济学解释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