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两当县、康县山林野猪伤人、夺人口粮事件，在当地农民和政府官员中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甚至产生“谁为野猪埋单”的困惑（《兰州晨报》９月７日、９日报道）。《兰州晨报》近两日就此事的连续报道，再度引起人们对人与环境、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思考。

　　杀人偿命，损物赔偿，这是人类认可、通行的不二法则。野猪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按常理说理应对之“绳之以法”，搜捕猎杀。况且，我们有过大量的前例：对侵害人类的野生动物予以报复，处以极刑，一些人也因此成为我们曾经倾慕的“打虎英雄”一类。

　　但笔者欣喜地看到，野猪伤人践谷之事固然令人心痛，对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影响，但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却并没有丝毫改变，不是固守习惯性的、狭隘的“复仇主义”，简单地去责难于野猪，组织人员罗织天网进行猎杀，而是依然坚守“野猪不能打，是国家保护动物”的思想意识，这种可敬可贵的意识，令人赞叹。

　　生态环境好转了，野生动物多了，可难题也随之而来，在一定区域内，野生动物侵害了人的利益。如果依然固守偏执的复仇主义，无疑将使趋于平稳的生态重又走向恶化。在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中，不能简单照抄照搬人类的伦理、法律，让思想认识升华，让理性回归，走出冤冤相报的怪圈。毕竟，即便对伤人野猪处以“极刑”，也无法因此起到惩戒其同类的作用，只是供人们出出气、解一时之恨而已。不妨大度一些，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大局中，超越习惯意识，超越思维定势，主动化干戈为玉帛，善待回归家园的野生动物，这其实也就是善待自身生存发展与动物息息相关的人类自己。

　　可以想见，随着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好转，类似人与动物的局部性冲突、矛盾还将更多。当前，重要的不是如何驱赶野生动物，而是如何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正确处理好环境保护与林区群众生产生活的矛盾（包括易地扶贫移民、调整农业结构等），如何建立有效的国家赔偿机制，使受到侵害的群众的利益真正得到保障（不再产生“谁为野猪埋单”的困惑），这关乎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