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是社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载体，它是时代的产物，也就必然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战国后期起，我国的贵族社会趋于全面解体，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反映贵族政治体制、宗教观念和礼乐传统的青铜礼器，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生命力迅速衰竭。但青铜器却并未从现实生活中消失，它继续沿着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为它造就的轨道发展，只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同的时代赋予青铜器不同的精神内涵，没有任何理由说三代以后的青铜器所显示的社会信息已失去意义。

　　 就以汉代的青铜器来说，那种宴乐器与酒、食、水器组合配套的礼器体系，已完全消失；造型典庄、纹饰瑰异、铭文华美的传统风貌，早就荡然无存。但青铜器的社会使用面却更加广泛、普及了。人们的观念意识从贵族体制中解放出来之后，青铜制作走上面向社会、面向大众之路，工艺风格也随之出现质的变化。不仅器类器型大都是人们日常起居的实用品，其样式设计与器表装饰，也都明显地人性化，世俗化，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本文向读者介绍的这套六博俑青铜席镇，便是很具代表性的实物例证。

　　 席镇为席子四角的镇压物。从史前社会延至魏晋，我们的祖先室内生活一直是席地坐卧的；用床和高足桌椅的习俗，是接受了异域文化的影响，晚至唐代才逐渐流行开来的。席子有很多种，用薄竹片编织的称“筵”，用藳秸编织的称“薦”，用蒲苇编织的称“席”。在富裕家庭中，也还使用以兽皮拼裁或以兽毛、丝线编织的高级软席。筵与薦通常是贴地而铺的，覆盖面较大；轻软些的席则铺于其上，与人体直接接触。招待宾客吃饭饮酒，须先铺好筵，再在筵上铺席，“筵席”一词即缘此而出。轻软之席相对说较贵重，多有图案花纹，编织难度较高，故其面积不可能太大。有客来访，主、客常用两块席，相对铺设，间距约丈余（合今６至７市尺），《史记·商君传》载卫鞅第二次拜见秦孝公，孝公深为鞅言所动，“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古人跪坐，孝公因倾听鞅语不知不觉地向对方靠拢，以至于膝盖超出了自己席子的边缘，说明所铺席子的确面积有限。这种随时铺卷的轻软之席，其四角容易翘起，需用重物平压之；且古人布席讲究位正，孔子就严守“席不正不坐”的行为准则，为保持席正，也需压以重物。压席之物称“镇”。《楚辞·九歌》：“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蒋骥注曰：“镇，压席者。”早期的镇多以石为之，后世也有玉镇和金、银镇，但以青铜镇最常见。镇的造型多取材于各种动物形象，汉人邹阳的《酒赋》有句：“绡绮为席，犀鐻　为镇”，说的就是以犀牛形青铜镇压丝织席的设置。《说文》：“镇，博压也。”段注以“局戏”释博，说许意“谓局戏以此镇压”。清代曾有学者不同意许、段之说。其实镇的确与博戏有关。博指“六博”，为汉代盛行民间的一种智力游戏，玩者将６枚“箸”投于枰（博局）上，视所得筹数而决定自己在棋盘上的行路，可两人对弈亦可四人对弈。棋枰上常覆以席，并用镇压其四角。所以，六博用具中除了棋局、棋子和投箸外，还有镇，这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图示这套青铜镇，以博戏人物为题材，进一步证明了六博与镇的关系。

　　 这套博俑镇出土于甘肃灵台县的西汉墓葬，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灵台县博物馆藏品。四俑中最高者９．２厘米，最宽者９．７厘米。墓中原位置为四俑相向，中间空处布有数枚象牙棋箸（３枚完整，余皆朽碎）。四俑形态各异，但皆跪坐，底面平整，置放稳实。身着汉代习见的高领长袍，二人头顶盘挽发髻，二人以宽巾裹着。最值得玩味的是匠师对人物姿势和表情的细致刻画。身躯的俯仰倾斜，手足的伸举缩屈，都同面部神态相呼应。或笑逐颜开，或怒不可遏，或凝神沉思，或愁容不展，生动传神地表现出博弈过程中人物的不同反应，展示出胜负得失在人物内心世界引发的波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可谓出神入化，妙趣横生，令观赏者难禁会心之一笑。 （摄影：赵广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