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代人打官司折射出什么

　　 会宁县郭城镇农民贾存强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却因代理当地农民打了２０多起官司，成为会宁县小有名气的“农民律师”。农民代人打官司，显现出农村司法服务严重缺失，同时也引发了业内人士的深思。

　　３年诉讼，农民学会打官司

　　 １９８５年，高中辍学的贾存强投标承包了郭城镇郭城村北社５５亩果园。３年后，正当贾存强将果园引上正轨，效益初现时，有人却想接手果园，并将他告上法庭。

　　 一夜之间突然成为被告的贾存强只好“赶鸭子上架”，边打官司，边学习法律知识。这一打，就是３年。一审，二审，直到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案件才算终结。果园虽然没能收回，但贾存强获得了相应的补偿。

　　 “久病成医”，正是这３年官司让贾存强学到了不少法律知识。此后的近１０年时间里，当地就有不少农民来找贾存强咨询或代打官司，但他都拒绝了。直到１９９９年，附近一村民所办养猪场内１３０多头猪因注射“问题疫苗”死亡。当时，疫苗生产厂家虽答应赔偿，却迟迟不见赔款。这位村民不得已告到法院。

　　 因为贾存强打过官司，这位村民便找他咨询。贾存强原想把自己打官司时结识的一位律师介绍给这位村民。但对方却希望和他一起代理这起官司，并告诉他普通公民也可以代理民事诉讼。碍于熟人的面子，贾存强勉强答应了。后来，官司赢了，贾存强也从此开始了代人打官司之路。

　　 ２０００年，贾存强在镇上开了一间打字复印社，前来咨询和要求代理诉讼的人也越来越多。贾存强告诉记者，至今，他已替别人打了２０多起官司，接受了至少上百起咨询。 ２００２年，还被会宁县检察院聘为“民事检察联络员”。

　　 因为找来的多是熟人，贾存强开始替人打官司一般不收钱，有时还要替人垫上诉讼费和差旅费。但后来官司多了，他也开始收些误工费和差旅费，“现在打官司占用了我几乎６０％的精力，所以不得不收些费用，但同律师的收费相比，要低得多，甚至不如打工。”贾存强说。

　　“农民律师”感叹：农民打官司是真难！

　　 官司打多了，贾存强对农民打官司的难处深有体会：“农村司法服务人员奇缺。会宁这样一个接近６０万人口的大县，只有１个律师事务所，而且在职律师就两人。”“乡一级司法所拿的是死工资，业务跟收入不挂钩，没有司法服务积极性，大部分时间是在帮助乡政府搞计划生育等其他方面的工作。”“农民法律知识还十分欠缺，打官司摸不着门。请律师代理，经济又薄弱，很多人连诉讼费都交不起，更出不起代理费。”会宁县土高山乡农民杨世强被砍７刀事件让贾存强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杨世强听到邻居家有人吵架，就去劝架，结果自己反被邻居砍了７刀致残。

　　 但砍人邻居患有精神病，被免于刑事处罚，杨世强只得自掏诉讼费上法院索赔。

　　 然而为了医治伤病，杨世强把家中能卖的都卖了，能借的钱都借了，已请不起律师了，最后辗转通过熟人找到了贾存强，才打上了官司。

　　 “其实我代人打官司是被‘逼’的。”贾存强说，“找我的农民大都特别可怜，有被丈夫打了２０年，打得遍体是伤，却离不了婚的；有腿被撞残了十几年，却得不到赔偿的……你听了这些辛酸的事，你也没法拒绝。农民打官司是真难！”

　　“贾存强现象”引发的思考

　　 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大成说，在农村，像贾存强这样的人不少，只不过有的收费高，有的收费低，还有少数不收费，业内人士习惯上称之为“诉讼掮客”。由于农村法律服务缺失，而政府又无力提供足够的法律援助，“诉讼掮客”便应运而生，贾存强正是一个典型个案。

　　 我省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韩羽说，目前，律师多集中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律师资源奇缺。在我省８６个县区中，目前还有１２个县没有一个律师事务所，有６个县没有一名律师。而法律援助方面，韩羽说，法律援助本应是由政府“埋单”，由律师为困难群众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然而，我国法律援助机制建立时间不长，经费短缺，援助对象十分有限。以我省为例，省法律援助中心从１９９９年成立至去年８月份，从政府方面所获得的经费仅５０万元，远远不足。“我们向律师欠了很多账，至今未还。” 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敏则认为，“贾存强现象”不只是凸显出农村法律服务严重缺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的法律意识在提高，法律服务需求在增长，“贾存强”们是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新出现的一个暂时角色。

　　 韩羽说：“但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矛盾相对较多，农民急需法律服务，而政府能提供的法律援助又十分欠缺，因此，只要管理好，不乱收费、不搞欺诈，‘贾存强’们应是农村司法服务的有益的补充。”但韩大成认为，像贾存强这样的人出现，虽然对当前农民法律服务需求增长和农村法律服务缺失之间的矛盾有所缓解，但他们提供的法律服务质量毕竟较差，而且鱼龙混杂，以此骗钱的也不少，管理存在很大的难度，要解决农民打官司难问题，政府还应着力于法律援助机制的完善。（朱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