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那段战斗生涯,周英说:“可以说,我是在革命阵营中成长起来的,是共产党将我培养成人。我没念过多少书,到后来能看一些书、读报,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慢慢学习的结果。我感谢党。” “因左倾路线部队被迫南征” 9月29日下午,记者来到省委第二干休所原甘肃省统计局局长马宜超家中。1913年9月,马宜超出生在陕西佳县,今年已是92岁高龄,8年前曾患过癌症,动过手术,听力不太好,但看上去精神状态还很不错,思路清晰。当我们说明来意,他便缓缓地向我们讲起自己当年的战斗生活。 早在“佳县高级小学”读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他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1929年4月,他加入了共青团,当时在他的家乡,党、团组织没有分开,在一起过组织生活。他回忆:“那时候,年满18岁就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我当时还不满18岁,所以只能是共青团员。” “那时候,军阀混战,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苦,许多年轻人也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地下党组织经常在我们当中宣传一些救国救民的进步思想,记得学校里都在传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还有一些革命口号。” 1930年,马宜超在学校里当学生会主席,据他回忆:“那时我们学校当局很反动,学校有两位教师是地下党,他们经常在学生中开展工作,结果被学校找借口开除了。为此,我们发动学生罢课,闹学潮。学生们都搬出了学校,住在外边。学校、县政府来动员我们上课,大家还是不去。作为带头人,我被抓了起来,关了一晚上,第二天才被保释出来。经过多次斗争,这次闹学潮的结果,学校请回了被开除的两位教师中的一位,可以说我们取得了胜利。” 1931年,他考入了位于榆林的陕西第六中学,学校里有许多反对军阀统治的学生,其中还有大批地下党。在进步学生和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们开展了许多进步工作。1932年,学校成立了“特别支部”,马宜超成了“特别支部”的委员。 马宜超记得,“第六中学当时有一位语文教师,非常反动,经常在学生中散步反动言论,我们进步组织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经常刁难、压制学生活动,为此,我们罢课、罢考。就在1932年的下半年,为了报复,学校找借口降了我两级,并让我重新补考,还常常找我的麻烦。无奈中,我们与‘特别支部’成员离开了学校,来到西安。在西安地下党省委同志的介绍下,我们参加了红军。从此,真正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他参加的是红26军第二团,(其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是团政治部主任(后任参谋长),第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政治保卫队等,马宜超在二连当战士,部队在陕、甘地带进行武装斗争。 1933年6月以前,陕甘红军茁壮成长,红26军二团在陕西耀县照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主要在照金周围的淳化、旬邑、正宁、邑君等地活动。在党的领导下,部队士气很旺盛,常常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红二团威震四方,动摇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民团在陕甘边区的黑暗统治。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红二团越战越勇,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这年5月,国民党调动10个团的兵力和根据地周围部分地主民团武装,向耀县照金根据地、向红二团进行围攻。 马老回忆:“1933年阴历五月,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迫使部队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部队进入南山后,星夜兼程急行军。山路崎岖,我们没有向导,加上敌军和反动民团的围追堵截,迫于应战,大家都疲惫不堪。有一次,部队连续行军,三天两夜都没有睡觉。一路上,大家竭力克制着瞌睡,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脚掌发胀、发疼,尽管如此,按照命令,还是艰难地向前走着。” 他清楚地记得,在南山深处,消息很闭塞,部队又与地下党组织接不上关系,根本无法掌握敌人的动向,只好在密林中与之周旋。6月的一天,部队来到了距陕西蓝田县约35公里的张家坪。这里山势陡峭,密林遍布,零零星星有十几户人家。部队刚到这里时,当地群众恐慌不安,有的还躲到了树林里。部队到这里后,纪律严明,战士们自己铡草喂马,自己劈柴做饭,用了群众的柴草还付款,并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慢慢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躲在树林里的群众也纷纷回村,晚上还腾出房屋,让战士们在屋里休息。 就在这里,马宜超所在的部队打了一个大仗。当时战斗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一天早晨,太阳还没出来,随着三声清脆的枪声,疲劳的战士们从睡梦中被惊醒。敌人从几个方向偷袭而来,迫击炮、机枪凶狠地向我们的宿营地扫射。全连在连长吴岱峰、指导员高锦纯的指挥下,奋勇抢占了一个山头,居高临下,击退了敌人的扫射,掩护了其他连队的突围。”马宜超和二排长等阻击敌人时,由于密林遮蔽,看不见敌人,只听着出气声,便向敌人出气处猛射。 “敌人退缩了一下,然后又冲上来……最后,由于部队弹药不足,我们只得后退突围。” 张家坪突围后,几个连队在距张家坪15公里的地方相聚,部队伤亡很大,几个连队合起来就剩下不到200人,战士们有的受了伤,有的衣服、草鞋都破烂不堪,马老脚心被竹茬严重戳伤,行动不便。随后,部队重新进行了编排,为寻找刘志丹,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周旋于南山,坚持战斗近两个月。最后,终于与刘志丹汇合。 马老回忆,“部队南征以来,多次战斗,生活的困苦,伤员掉队很多。这次汇合后,大家特别怀念照金革命根据地。同志们商议出山找党组织,回革命根据地,并决定为了行动方便大家分散行动。我因为脚伤单独行动。” 马宜超与同志们分手后,剃光了头发,装扮成盐民,从许家庙山口出了山。出山不久,便遇见了陕西省委派出去进山了解红二团失散情况的李秉荣同志,他向李说明了情况,便决定回西安找省委,并约定第二天在蓝田城北相会。当晚,他住在距蓝田城15里外的一个小镇上。民团来查店,马宜超以盐贩自称,不料说错了盐价。怕引起意外,民团前脚一走,他便赶紧离开这家小店,住在小镇10里之外的一老乡家里。第二天,在蓝田城北会见了李秉荣同志后,同乘马车进了西安城。找到临时省委后,省委让他先找个地方治脚伤。“最后,我找到了住在西安的丁子文同志,他是共产党员,原来曾是榆林六中教务主任。在他的帮助下,我不久离开了西安。最后我又回到了照金根据地,回到了组织的怀抱。红二团在南征中虽然失利,但最终骨干力量基本上还是回到了陕甘边区根据地。1933年秋天,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红二团重新得以恢复生机。” “长征途中是百姓救了我” 静宁县界石铺当年是个偏僻的小镇,1935年10月上旬,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途经这里,毛泽东、朱德等曾在这里住过。1936年9月,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再次来到界石铺,驻守达42天。10月8日,四方面军四军十师与红一军团首先在界石铺会合。长征在此留下了伟人们的光辉足迹,播下了革命火种。而农民黄云清一家救护红军伤员巫仰光的故事,更是被传为佳话。 在革命回忆录《峥嵘岁月》中,老前辈巫仰光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讲述了自己随部队过雪山草地后,在甘肃静宁县界石铺养伤时让他难以忘怀的经历。 巫仰光当时在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三团当看护,1935年10月,他所在部队经历千山万水,突破天险腊子口,来到了陇南重镇岷县。 部队在岷县附近休整时,巫仰光患了重感冒,由于长期行军的疲劳,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足,病情比较严重。继续行军的那一天,他骑马时又摔伤了右腿,部队决定让他留下来养伤。离开了部队,还不到17岁的巫仰光十分焦急和苦闷,休息了几天,当病情稍有点好转时,他便一瘸一拐地挣扎着向前追赶部队。走了整整3天,来到了静宁县界石铺水鱼子小湾村。 小湾村是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偏僻小山庄,离界石铺十多里路。刚进村,巫仰光碰到了一位老乡黄云清。当黄云清得知他是“共产娃”(陇东地区的老乡把小红军战士亲切地称为“共产娃”),便告诉他,红军大部队已经走了,前面界石镇就有国民党的部队,他身上又有伤,如果愿意,先住在他家避一避。这样,巫仰光便留了下来。 黄云清大伯家大小共14口人,虽然日子贫寒,却和睦相处,相依为命。巫仰光被安置在看场的小房子里,头几天他仍然发烧,每次吃饭,大伯一家喝糊糊拌菜汤,给他的却是一碗面条,还给他在晚上端来辣椒鸡蛋汤发汗。 在黄云清一家的精心照料下,一个月后,巫仰光的身体基本恢复了,还能帮黄云清家做些零活,有时劈柴,有时下沟挑水。也和同村的王大揽一家逐渐熟悉了。巫仰光借此机会给他们讲一些革命道理,讲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讲红军打仗的目的,使他们逐渐对红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一次,驻在界石铺的国民党兵到小湾村,抬走了两筐萝卜和白菜,还抢走了几只鸡,不但分文不给,还把给他们送菜的农民毒打了一顿。巫仰光利用这件事情,把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民党欺压、勒索农民做了对比,使大家觉得共产党更亲。 1936年春节后,巫仰光的病基本痊愈了,就和黄家的儿女一起下地,并渐渐学会了犁地、播种等农活。黄大伯曾经想将他的大女儿许配给巫仰光,但巫仰光觉得自己才17岁,革命的道路还很漫长,一心要寻找自己的队伍,并给他们讲了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道理,得到了黄大伯的支持。 1936年的9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将要在甘肃会宁会师。红一方面军模范团红五团是从陕北来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先遣部队。他们途经静宁暂时驻扎在界石铺。 巫仰光听到消息后,即寻见了一方面军红五团的首长,向他们汇报了自己掉队后的情况,特别是黄大伯一家在近一年的艰难岁月中对自己的照料。为了酬谢黄云清一家,组织决定给他们八块银元、三只绵羊、一石麦子,由巫仰光和一连指导员亲自送去。 临别的时候,巫仰光穿上了黄云清一家新做的一套粗布蓝衣,依依借别后,重新归队,以充沛的精神,投入到了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中。 “我经历了长征的最后旅程” 在我们认真核实有关资料的时候,从兰州市人大老干处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今年81岁的王世华身体不好,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王世华是甘肃籍的老红军,1924年,王世华出生在甘肃会宁县炭山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他5岁时,父亲被土匪杀害,他跟着母亲和外祖母、舅舅到处流浪,11岁就给人家当长工,饥寒交迫,受尽苦难。他的童年是在苦仇的泪水里泡大的。 1936年9月,红军来到会宁县白草塬一带,准备迎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命运也给受尽生活磨难的王世华一次改变一生的机会。 红军不骚扰群众,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使曾经受到国民党反共宣传影响的群众渐渐对红军有了好感,开始接近红军,了解红军。王世华也一有机会就跑到红军那里东摸摸西瞧瞧,充满了好奇和向往。还时常把听到的看到的都告诉舅舅,爷俩儿边聊边琢磨。一天舅舅非常严肃地告诉王世华,不再去给东家干活了,要带他去参加红军。王世华又惊又喜,心里像敲了鼓一般七上八下。到了部队,一位长官模样的人问他:“小鬼,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呀?”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也是穷人。” “参加红军可不是玩的,要行军打仗,你行吗?” “行,我10岁就给人家放羊。现在什么活都能干。走路我更不怕,从小就走远路,逃荒要饭。” “那好,你可以去登记了。”王世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给他登记的红军干部,也将他的乳名“石娃”改成了“世华”。 王世华的舅舅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红军,两人一起被编入新兵连,成了同一个连队的战友。新兵训练结束后,王世华被分配某团一连连部当勤务兵。 10月9日,红军二、四方面军和前往迎接的一方面军先遣队在会宁县城胜利会师,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宣告了长征的胜利结束。王世华所在的部队主要任务是形成一道防线,阻止北边的宁夏马家军南下,阻挠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所以会师的那一天,他们这支部队还坚守在苏家堡。随后部队就开始北上陕甘宁边区。 “长征苦,我们精神很愉快” 钟先朋今年已有91岁高龄,精神矍铄。尽管年事已高,回忆时许多细节记不起来了,但讲述红军长征那段时,他的语速一直很流畅,只在一些细节上需要他的夫人在一旁提醒。他离休前是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他是江西赣县白鹭村人。17岁参加红军。因为家乡是苏区,很早就接受了革命思想。 1931年,国民党蒋介石出动大量兵力围剿红军,钟先朋的家乡也频遭战乱,老百姓日子苦不堪言。正巧乡农会干部说红军需要扩军招兵,当地许多青少年都纷纷参军,他也心动了,想去,父亲也同意,就报名参加了红军。他记得当时是三四月份,天气还很冷,人们还穿着棉衣。因为年龄小,一参军就被分配到红五军团当勤务兵。不久,部队转移至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湘赣苏区,他又被分配到被服厂学裁缝,做军装。工作了一段时间,又随被服厂转移到江西永新县,也是苏区。在那里,他和厂里的其他男同志们一起报名支援前线,后分配到红十七师四十九团卫生队当卫生员。所在部队的师长是萧克,王震是政委。那时,红军每天都在打仗,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处,在一个叫永顺的地方,部队与国民党军队打的这仗很漂亮,消灭了敌人20个团,缴获许多枪炮弹药。 1934年,国民党纠集了大量军队,对我苏区进行大规模地围剿,为了保存实力,红军决定长征。钟先朋所在的部队也从湖南的桑植县走上了闻名于世的万里长征之路。 说到长征,钟老的语速慢了下来。“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旅程。爬雪山,过草地。许多战士因为伤病,走着走着在途中就倒下了,没能走出来。许多时候,一路上见不到一个人家,挨冻受饿是常有的事,但我们的精神都很愉快。当时我在卫生队,看到战士们得病最多的是脚疼、关节炎,哪能不得这病呢?每天要走那么多路,特别疲劳。连牲口都吃不消。 “长征一开始,我在贵州受了伤,当时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上有飞机不停地轰炸,下有追兵不断骚扰。部队在贵州与敌人打了一仗。我在抢救伤员时右腿中弹,无法行走,只好由担架抬着走。当时缺医少药,不能及时做手术,长征的头几个月里,我就是在担架和骡子的背上度过的。后来伤口越来越严重,溃烂流脓,脓水顺着大腿往下流,并散发出阵阵恶臭味,一直走到了四川的甘孜县,部队在那里休息四五天,就给我做了手术,腿才慢慢地好起来。” 钟老回忆道:“长征的路上,最让我难忘的,是官兵之间亲如兄弟的友情。靠这种友情和革命的信念,我们战胜了无法想像的困难,创造了奇迹。” 翻雪山的时候,营以上的干部都有牲口,伤病员也受到特殊照顾。部队分给他一头骡子。他们白天晚上都要走路,人困马乏。他的骡子累得不行了,渐渐落在了部队的后头。“记得是在晚上八九点,我的骡子再也不肯往前走一步了,竟跑到离路四五尺的地方吃草,我在一旁干着急,没办法。这时,军长萧克听到牲口吃草的哗哗声,就走过来查看,他看到我站在那里,就问是怎么回事?听说我的骡子不肯走了,就用他的马将我带回部队。” 后来,部队要把一些伤病重的人员留下来养伤。钟先朋不能走,分给他的骡子也要休整,他不想再拖部队的后腿,就主动要求留下来。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要求,并给他留了八块大洋做生活费,还把那头骡子也留给了他,还说好以后会派人来接他们。 就在他决定留下来的同时,50团的卫生队长叫钟奇,他被狗咬伤后也到了干部一连疗养所里养伤。和钟先朋熟了,就劝他说:“你有骡子,还有担架,为什么不坚持走呢?我觉得你还是不要留下来,这里少数民族多,生活习惯不同,语言又不通,你留下来会很不适应的。我有3头骡子,你的骡子不行了,我就借给你一头,咱们一起跟上大部队走。”就这样,在最困难的时候,因为战友的支持他走了下来。 那时部队吃的粮食十分匮乏,一路上,连当地少数民族吃的青稞都很少,到了甘孜县城,钟先朋转着转着,看见有人在卖盐巴,他脱下一条裤子,装了两裤筒的盐,放在骡子上驮了回来。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后,伤病员带的粮食比较多,他用1碗盐换3碗炒面吃,有时还换些糌粑吃。又用盐水洗伤口,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多亏了这些盐,他的腿才能完全恢复。不久,红一方面军到达腊子口,打了一个大胜仗,缴获了30万斤粮食,2000多斤盐,部队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后来,他随兄弟部队到达了哈达铺,腿伤也慢慢好了,就回到部队开始工作。最后和部队一起到达了陕北,走完了长征全程。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以世界罕见的艰难困苦,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岁月流逝,红军长征的这段历程,距今已70年,但红军的英雄业绩,会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

　　(压题照片为红军历经艰难走过的草地。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