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不论京城这家书店抛售的这些没有出版信息标识的书籍是否涉嫌非法，也不谈《全国财政局长名录》、《５万国务院处级以上干部》等政府电话簿这类名堂是否会给不法之徒大开方便之门，那些不遗余力的炮制者着实是煞费苦心。面对书店里购销两旺的生意场景，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主编”们把准了市场需求中的某一根“邪脉”，然而这种购销两旺的情景却从反面，给予我们政务信息公开上的某种启示。

　　 众多读者为什么热捧这些带有“揭秘”性质的政府行政机关领导名录？这其中除了某些人要窥探的神秘心理外，更多的人还是希望通过“花名册”掌握与之打交道的部门的人事状况，来给自己的办事带来便利。一位顾客一番“我想要公安部二处三处的副局以上所有干部的名录，多少钱都无所谓”的迫切希冀，便是这种心境的真实写照。这种情形带给人们的思索在于，虽然政务信息公开已成为社会的一致共识，但在一些地方或干部的思想意识中，种种与现代政治文明相抵触的陈规陋习还长期存在。在某些官员看来，获取与掌握公共信息意味着一种特权，让公众知晓得太多则无异于“添乱”。而捂得越紧的盖子，人们越加激发起探究的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京城这家书店尽管其出版动机与过程都经不起合法的拷问，但它却在无形中给相关的政府部门上了反面一课。光明正大的信息主体缺位，来路不正的野路子买卖就会乘虚而入。

　　 政府名录信息不是通过正当途径，而是在市场的一角暗流涌动，对致力于现代阳光政务、透明政府建设的警示是深刻的，它促使我们端正对政务公开的正确认识，张扬政务信息公开的勇气。而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是增强政府职能部门与广大民众沟通的实际要求，更是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必然趋势。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Ａ１９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