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初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原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何慧丽带着兰考县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开发的无公害大米去北京销售时遭遇困境，一周仅卖出了百余斤，一时成为全国传媒关注的焦点。舆论在把这位拥有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头衔的女县长推上风口浪尖的同时，也把一场知识分子扶贫如何接轨市场的大讨论摆在了公众的面前。１月８日，在北京为卖大米而焦头烂额的何慧丽首次谈及卖米背后的一系列焦点问题。 每天能卖500公斤

　　记者：何教授你好，这两天卖米的情况怎么样？

　　何慧丽：北京的媒体报道了卖米的事情后，这两天的销量好一些，但还是不太理想，６日卖了４００公斤，７日有５００公斤了。

　　记者：你觉得大米不好卖的原因主要在哪儿呢？

　　何慧丽：我们的米是真正的无公害产品，而且价格也不高，为什么就卖不过其他大米呢？主要是北京市民还无法确定我们的大米是真无公害还是假无公害，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任何产品被市场接受都有一个过程，不能埋怨什么。 卖大米是无奈之举

　　记者：１月２日你在北京为卖大米召开新闻发布会，是不是一个策划？

　　何慧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本来我们以为种出来的无公害大米会热销，可是一到市场上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把大米卖出去，于是找了北京的媒体朋友、销售专家等来帮助想办法。

　　记者：你想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农民把大米卖掉，你觉得这种方式管用吗？

　　何慧丽：当今社会很多人已经不再完全信任广告，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只是在尽一份社会责任，努力改善和改进农村的条件。 第一次卖米因祸得福

　　记者：你这是第一次卖大米吗？

　　何慧丽：也不是，之前我们在洛阳被骗了一次，损失了８０００多元。

　　当时，无公害大米协会的一个理事与洛阳一家商贸公司联系，订购了２０吨大米，当时双方商定的价格是每市斤大米１．９０元。

　　该公司一经理先是说要回扣，后又在支付了４０００元钱的情况下分几次索要礼金６０００多元，后来证明这是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虽然大米最后要了回来，但是来回的运费等都赔进去了。

　　后来也算因祸得福，中原油田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情后，把这２０吨大米全部买走当作年终福利发给员工。 卖米折射信任危机

　　记者：通过这次卖米，你有什么感受？

　　何慧丽：首先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只会教书，现在大米卖不出去，发现自己非常无能；此外最大的感受就是关于市场诚信的问题。现在很多商贩只讲利益，不讲良心，他们不择手段地逐利，让整个社会都陷入到诚信危机中。

　　记者：有人认为你的做法违背了市场运作规律，因此失败是难免的，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何慧丽：我们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就是要团结大家的力量去抵制一些中间环节的剥削，这虽然有悖于传统的市场规则，但相比以前一盘散沙的局面，会让农民挽回不少损失。 背负沉重的责任前行 记者：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你和合作社极力推广这种无公害大米，如果成功了是一件好事，如果失败了，那可是无数农民的饭碗，如何去面对呢？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吗？

　　何慧丽：这个话题很沉重，如果这次试验不成功，对我来说是一次教训，可是对农民的伤害却是深远的，甚至会导致他们不再相信知识分子，不再相信政府，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我之所以会想尽办法帮他们卖米，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这样的试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记者：按照中国农业大学和开封市的协议，你作为博士生，在兰考的挂职已经满两年了，本可以回去，为什么又选择了续约？

　　何慧丽：我在兰考展开的一系列乡村建设试验，就是尝试为在工业化进程中留在乡村的人找出一条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可行性之路。

　　我一直在追问自己“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作用”是什么？在兰考的两年，我开始发现真正的使命是与中国的现实对接。我的这段挂职经历如同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实践，与其说县域以下的人们需要我们，不如说我们更需要这段经历。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这些人一直走的是单向度的路，做的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脱离了国情的学问，丢掉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优良传统。我们所要做的，一是深入现实老老实实地反省；二是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

　　据《郑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