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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人家
那年与几个同学去南屏山游玩，由于是第一次爬山，一下子就被那迷人的景色迷住了。天擦黑时，我们才钻出山。来到借宿的那户人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
踏进院门，大叔、大婶正一边用竹子编背篼，一边等我们回去吃晚饭呢。一进屋，他们的儿子端来一盆水，那大叔招呼道：“来，洗一把脸，饭马上就好了。”
洗完脸上了炕，我忽然觉得浑身散了架似的。扫了一眼屋内，除了几只油漆斑驳的小柜、木箱外，最值钱的家什当属一辆自行车。炕上放了一床旧被子，竹席上铺了一张很大的黄狗皮。吃饭用的炕桌上，摆了一碟青盐、一盘碧绿的厥菜和一盘素炒野蘑菇，那蘑菇还冒着热气。
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上来了。面擀得很薄，切得很细。汤透明清亮，漂着葱花油星，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快，抓筷子。”大叔走了进来，招呼道：“庄稼汉的浆水饭，随便吃点儿！”
客套了几句后，我和同伴不再谦让，端起碗狼吞虎咽。饭真香，特别是那酸酸的漂着葱花油星的浆水汤，让人喝得过瘾极了。两碗面条下肚，浑身的乏气也一扫而光。
吃完饭，我们和大叔闲谈。大叔说，山里没电视没广播，一般吃了饭就睡，也省些煤油钱。他就一个儿子，十四岁了，没有上学，学校太远……听着他平静的述说，望着他黝黑的面庞和额上刀刻似的皱纹，我仔佃品味着山乡生活那种无奈的苦味。
睡觉时，那大婶仔细地铺了炕。先用狗皮铺了左边，又用床上那条被子铺了右边，再抱来两条新被子放上炕。铺好后，轻松地说：“上去睡吧，转了一天，也该累了。”
我们心里过意不去，请她收起新被子。大婶说：“瞧你们见外的，要是竹席茬子扎了背，别人听了骂死我们呢！上去吧，两人一床被子，将就些吧！”说着，与大叔带上门出去了。
早上醒来，天已大亮了。三个伙伴睡得正香。我披上衣，悄悄走出门去。
院里牛圈门开着，大叔早已赶牛上山了。矮小的厨房里，不时传来柴火燃烧时毕毕剥剥的响声。我走进厨房，大婶正低着头烙馍。一边还没有双人床大的炕上，小男孩睡得正香。炕上铺了一片破席，小男孩身上也只盖了一条破棉袄，两条腿还伸在外边。突然，我的心颤动了起来：为了让我们住好，他们一家三口却靠一条破棉袄过夜。那么，那新被子呢？是借来的，还是早早地为儿子娶媳妇准备的？我不敢多想，悄悄地退了出来。
走出院门，我踏上一条通往山里的林间小道，漫无目的地走了去。而心里不断涌上来的，却不仅仅只是感激。
太阳出来了，从树叶空隙里漏下来的太阳光，不时从人身上闪过。当我回头往回走时，迎面碰上了那个小男孩，身上还背了个布袋。
“哥，我妈妈等你回去吃饭。”
“你到哪儿去？”
“给我大送饭，他在后沟里放牛割竹子着呢！”小男孩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大的烧得焦黄的洋芋递了过来：“哥，你吃吧，烧得可香呢！”
望着洋芋，我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小男孩看着我，似乎明白了什么，连忙将洋芋装进袋里：“啊呀，我妈说不让你们看见。哥，你回去吧。”说完，身影一闪，又钻进被树木掩映着的小路中去了。
回屋不久，大婶又摆上炕桌，端来一盘金灿灿的油饼子。我望着那油饼，怎么也勾不起食欲。只有那个大大的皮烤得焦黄的烤洋芋，不停地在眼前晃动。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南屏山。只是这一切，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想到南屏，我就想起那位大叔，那位大婶，那个小男孩。也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浆水面，特别是那清洌的漂着葱花油星的浆水汤，常常使我流出口水。而那个大大的，皮烤得焦黄的洋芋，也时常在我的眼前闪现……
载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日《甘肃农民报》
山中一日
好不容易有个走出城市水泥森林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南屏山。南屏山位于临洮县南端，山上林海茫茫，不知名的奇峰怪岭、溪流瀑布多得是，山脚下就是洮河海巅峡。山水相依，景色十分宜人。
早晨从县城出发，到南屏山时，已是中午时分。一脚踏上通往山里的路，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绿色的世界。
抬头一看，四面全是山，密密匝匝地生满了各种各样的树。乔木的下面是密集的灌木丛，高大的乔木上又攀扯了许多绿色的藤条。所有树的叶子都深绿，显出仲夏的深沉。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终于有点醉了，如濯濯童山一样干巴巴的内心也似乎有了一点绿意。
沿着沟底的小路在密林中慢慢地往山上爬时，我们忽然听见前面有哗哗的水声。
走出林子，一面数十米高的陡壁墙一般直立在面前，一股不大的瀑布从上面跌下，中间几次落到突兀的山岩上，最后跌入崖下一个三丈见方的水池中。被岩石溅起的水花，飞出很远，像雨滴洒落在崖前空旷的草地上。草地上一颗颗西瓜般大小的石头，被水冲得光滑圆润，宛如散落在草地上的鸭蛋。
顺着山沟，我们继续往前走。沿途荫翳蔽日，溪流纵横，既有“清泉石上流”的清景，又有“云深不知处”的感觉。而随着峰回路转，不断闪现出来的一座座千姿百态的山峰，或正襟危坐，或亭亭玉立；或三五个联成一体，或独一处直插云霄，如电影镜头从你面前闪过。脚下不是被水冲得光滑的石板，便是软绵绵的草地。草地上各类野花争奇斗艳，红的如火，白的似雪，黄的赛金。不管人到何处，总有青苔绿水相迎，百鸟鸣声作伴。置身其间，心旷神怡。
南屏山没有现成上山的路，加上体力不支，我们在山里转游了半天，终于没有去登那云雾缭绕的顶峰。尽管没有体味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但多少有了一点忘情山水的趣味。
下了山，太阳也下去了。未到河边，便闻洮河水吼声如雷。及至到了近前，反倒不怎么响了，真是“近听水无声”啊。在这里，洮河形成一个“之”字形，水从海巅峡冲出来，波浪翻滚，虽无“卷起千堆雪”的雄宏气势，单看那河中的离弦箭一般的木排子，也能产生一泻千里的感觉。走到离岸不远的小路上，河水的轰鸣与阵阵松涛相应和，使人感到大自然都发出轻轻的奏鸣而微微地震颤。
在我们借宿的那户人家吃过饭，我背窗而坐与主人聊天。蓦然回首，嗬，那一座座依然沐浴在落日余晖里的山峦，一个个离你那么近，仿佛张臂一拥，便可揽进屋里。而近前的沟壑树木，全都扑入你的眼帘。此时此刻，晚风乍起，松涛隐约，归鸟啁啾，泉水淙淙，你似乎真的听到了黄昏时山林无限静美的音乐。
晚上躺在被窝里，山林的呼啸不断传入耳中，偶尔一两声夜游的野物的鸣叫，使人感到这山幽静、空灵极了。在这样一种湿润而又清新的环境中，你感到那湿润慢慢渗过你的心灵，把一切的杂念滤除得干干净净，使你如一泓山泉，一尘不染，透明清冽。顷刻间，你似乎超凡脱俗，变得六根清净，一切的失意、惆怅和烦恼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霎时，我也似乎明白了古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名人雅士要归隐名山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天刚蒙蒙亮。披一件衣走出去，农民正赶牛上山。鞭儿一甩，那清脆的响声在山谷里回荡。
空气比晚上湿多了，每一片小草的叶尖上都挑着一颗晶莹的露珠。从一条被灌木簇拥着的小路上走开去，不小心碰上头顶的树枝，那冰凉的露珠便倏地一下钻入人的脖子，让你止不住抽一下身子。两边的树上，黄莺唱得正欢。太阳上来时，鸟的鸣声渐渐地多了，山中又热闹了起来。
走到一眼泉边，我停了下来，蹲下去一看，淡青色的小虾米在圆滑的石子间窜来窜去，游得自如而惬意。掬了一捧泉水，刚一离开水面，扑溜溜地从指缝间滑落了。站起身来做几个深呼吸，吸进去的似乎不是空气，而是山的秀气、灵气、神气，精神立刻为之一振，浑身涌出使不尽的力气。
沿着林间小道慢慢往回走时，我忽然想：要是我们居住的城市附近有这么一座大山该有多好。然而，我马上笑自己的幼稚─越是人多的地方，自然的东西就越少，孤零零的一座山又如何留存得住她那处子之身？动身返回的时候，我不禁频频回头，直到南屏山从我的视野中消失。而那片绿意，却一直装在我的心里。
1988年１月７日于兰州大学
河堤
早晨，笼着一片淡淡的雾。这河边的小树林，也略有点朦胧了。树叶儿被微微的风儿一吹，便簌簌地落下许多晶亮的露珠儿。
我悄悄地走进树林，慢慢地向河边走去。很久了，这片小树林一直是我一个人的领地——这儿毕竟离镇上有两里路，又何况在人们的眼里，它也并不怎么可爱。当然，除我而外。
带着一丝惊奇，我停了下来。
杨柳掩映着的河堤上，静静地站着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双眼注视着那微波起伏的河面，忘却了身边的一切。确切地说，她已融入自然，成为自然的一个部分了。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是默默地久久地注视着她。但终于，我悄悄地向别处走去。
后来，我与她共同拥有了这片世界。但是每次当我走进树林时，她便悄悄地从另一面走了，不巧碰面的时候，她便露出一个淡淡的友好的微笑，并微微地点点头。当然，如果你不留心的话，你也许会忽略了这一点。
一天早晨，我去得很早。当她走进树林时，我已经读了半小时的英语了。她走过我身边时，我鼓起勇气轻轻地说：“你好！”
“你好！”她说道，声音那么柔和，那么悦耳，让人感到那么舒服。装饰着这句话的，是她嘴角一丝淡淡的微笑。
“你好像常常避着我？”我微笑着说。
“没——有。”她声音更小了，微微低下头去，双眼看着小路，露出很好看的双眼皮。同时，那白晰的脸慢慢地红了起来。
望着她，我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那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内心轻轻的慌乱中，我无话可说了。
从此，她那微微低下的头，好看的双眼皮以及淡淡的微笑，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中了。
我常常是早晨才去那片树林的，有一天黄昏，我忽然想到那片树林里去转转。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正慢慢地向西边的山头靠拢。我走进树林的时候，意外地又碰上了她。
依然穿那洁白的连衣裙，依然静静地站在那绿荫环抱的河堤上。手里捏着一束垂下来的柳丝，仿佛一个村姑正在抚弄自己心爱的长辫子。她静静地望着河对岸，沉入另一个世界里去了。在她身边的一个树杈上，挂着一个绿色的画夹。
是该保持这片宁静，还是走进这个画面，我无所适从。正在这时，她发现了我。她很腼腆地笑了，背上画夹，似乎要走了。
“你学绘画？”我明知故问。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可以看看吗？”
她有点难为情，但终于将画夹递了过来。
我打开了，里边夹着几张钢笔速写。她画得很好，线条准确生动，小桥、流水、树木、礁石、野花，都充满了一种自然情趣。
我抬头看了看她。她很羞涩，微微低下头去，眼睛盯在地上，露出那很好看的双眼皮；慢慢变红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迷人的微笑。我们这样站着，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直到我心中又有了那样一种异样的感觉。
自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她。后来才听说，她被美术学院录取了。那时，我也接到了一所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准备上学了。只是那种异样的感觉，一直深深地藏在心里。
那年寒假，一个雪后的早晨我走进那片树林时，再也没有见到她。暑假，我梦想着某一个早晨再能遇见那个静静地站在河堤上，默默地注视着微波荡漾的河面的她，但是，依然只有我一人。于是，我常常产生一丝悔，便也常常想起那片树林，那段河堤，那种异样的令人心跳的感觉。
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５日于兰州大学
财富
前几天回家，不小心衣服被车划了个口子。老母亲看见了，晚上便拿过去仔细缝补。望着她双手抖抖索索、两眼凑在针眼前半天给针穿不上线，我的心忽然绷紧了，生怕针会扎在她手上。好不容易穿上了线，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而这时，我才发现，我早已泪流满面。
我再也无心看电视了。点燃一支烟，那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小时候半夜醒来，总是看见母亲就着个小灯盏给我们几个补衣服。困了，打个呵欠，揉揉眼睛，继续一针一线地缝。不经意被针扎了一下，全身就猛地一抖。这时，我的心便跟着猛地一抖。
我眯着眼睛望着母亲，心里十分后悔自己的顽皮，一直到母亲补完，才能慢慢入睡。
那时候家里最大的遗憾是几间破房没瓦，每年夏秋一落雨，屋里没个干地方。特别是夜里，一下雨，母亲就忙起来了，找盆儿找碗，接漏到炕上的雨水。我们姐弟三个，便偎到父亲母亲的怀里，半醒半睡间听他们说话。而她们，听着屋外的雨声和屋漏水掉在盆里碗里的嘀嗒声，悄悄地叹气。
“今年秋后一定要买几千瓦呢，要不以后一下雨连个囫囵觉都睡不成。”父亲抽着旱烟，闷声闷气地说。
“不急，等翻盖了房子，再买瓦吧。”母亲说着，看看父亲。
“嗯，还是你想得周到。”父亲说着，嘴里冒出一股白烟。
第二年，屋子照样漏水，他们还说这几句话，全如第一次说起。而我们，便也总在盼望家里盖新房的那一天，一直盼望到渐渐长大。
那年头庄稼人吃饭，全凭工分。有一年冬天背粪，夜里母亲对父亲说：“我寻思明天队里给泉湾发粪，咱干脆不睡了，把那一块地的工分全挣了，成不？”
父亲一合计：“成。”
第二天天一亮，那二亩地里粪堆密密麻麻的，让村里人傻了眼。队长一看，胡子都气歪了，硬是不给计工分，气得父亲直发抖。
母亲还劝父亲：“别着气了，是我不好，害得你一夜没睡，你回去歇会儿吧。”一句话没说完，又背起一背篼粪往别处跑，一颠一晃的身影让父亲心酸得直淌眼泪。
这件事，多年来一直是每次我回家时父亲必讲的内容，在他那一次又一次的叙述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父亲母亲当时为生活所受的煎熬，也便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未来所寄予的厚望。也因此，每次从老家回来，都给了我许多前行的勇气。
现在，家里生活好多了。望着母亲一针一线缝补衣服，我再次感到家的温暖，父母的伟大。也就在这时，我突然觉得，这一切已成为我最最宝贵的一份精神财富，在伴我远行。1995年8月于甘报社
说临洮
我的故乡临洮是秦长城的西起点。秦离现在毕竟太过遥远，因而现在的临洮人很少有人见过秦长城。有一些被考证认定是秦长城的土墙，破落得让你无法把它和伟大的始皇帝联系起来，也就无法产生什么自豪之类的感情。
临洮城不大，好在东依山，西临水。东边的山不知谁起的名，俗得好像抄袭来的─岳麓山。西边的水倒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洮河。城里东西南北四条街，其实只有三条─东西街本是一条，只不过从什字一分为二。我刚记事时，城中几乎没有什么高大的楼房，小木楼倒有几座，一律漆作朱红，与城里商业铺子的门面成一色。那时，城中最大的饭店雄踞在什字的西北角，经常有臊子面卖。每次进城，父亲总带我去，因而记得深。尤其是那一抱粗的树根做的已经油光锃亮的剁肉墩，让我一直觉得那个饭店的确气派不凡。饭店后来关了，因为私人的小酒楼纷纷开张。于是办成商场，不久又关了，修起一座楼，也不知将来派作何用。什字东南角原是县里最大的商店，是乡里人进城必逛的地方─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东西这儿都能买到；这儿没有，全县也买不着。现在也盖了楼，叫购物中心，旁边还起了一座同样高的工贸大厦，热闹倒很热闹，不过似乎生意不是很好─据说这儿有的别的地方都有且便宜。什字西南角上的邮局，至今还在，看来不盖楼是不行了。东北角上盖了银行，二层以上全是住宅。人们经过，往往很眼馋地慨叹住户君临什字的好福气。
在我的印象中，临洮过去除了没有高大的建筑，街上还缺一些遮阳纳凉的绿树。高大的楼房现在不缺，多得是，几条主街道边上的楼一律三层以上。《定西报》曾这样报道：“临洮城长高了。”很形象。不过，树一直没有长成气候，品种倒换了几茬。现如今栽了松柏等常青树，好倒好，要成荫怕还得许多年。
提起临洮，人们往往会说这样一些话：“临洮，有名的文化县呀！”─很是敬佩；“临洮，出美女的地方呀！”─很是艳羡；有人更直快：“临洮嘛，知道，有名的‘丈人县’！”有戏谑，也有调侃。不过历史上临洮文化的确发达，远非陇中其它县所能比。现在似乎连临洮人自己也承认文化氛围不如从前，就是高考升学也不如会宁，甚至不如靖远和定西。“出美女”没有考证过，有人认为人们这样说是因为貂蝉是临洮人，似乎不太可信。但临洮女人大都模样长得俊，城川里的还很泼辣，话说得尤其巧，耐听。
临洮的小吃大都与面有关，也有几种是出了名的，像糖油糕、酥饼子、酿皮，还有热凉面，尤其是后两种，令人难忘。酿皮冬夏都有，用面很讲究，要本地冬麦面，筋多皮柔。调料也很成规模，草果泡醋、香油蒜泥、油泼辣子、炒芝麻、糟豆腐，当然少不了咸盐。入口酸辣滑爽，嚼起来柔韧带劲，富有弹性，与别处的感觉不同。热凉面现扯现煮，捞出来拌上清油，不等全凉入盘，加上二两卤头肉，两个茶叶蛋，再拌上调料，吃起来不冷不热，很是过瘾；嫌干，还可要一碗面汤，免费，保你吃饱喝足。
临洮城风景名胜不多，但都有些来历。南大街哥舒翰记功碑，高近八米，相传为唐明皇御笔。哥舒翰为唐朝名将，临洮小学生至今习字影格仍然写着那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城东岳麓山有东岩寺，又有一小庵。山脚下古木参天，山上杂树丛生。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红砖碧瓦与日争辉。春日上山，各色野花竞相开放，紫丁香、白丁香的香味沁人心脾。因此，东岩寺的庙会定于农历三月二十八，往往与“五一”节紧相连。一时山上万人云集，热闹非凡。山腰椒山祠，系为纪念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而名闻天下的明代诗人杨继盛所建。祠里所设椒山书院历史上曾名闻一时，现在所种大丽花、菊花等也挺有名。山巅姜维墩，乃三国姜维布兵作战之地。城中城隍庙，与所有的城隍庙大同小异。
水是临洮人杰地灵的根本，因而说临洮不能不说水。洮河与别的河的不同之处，一是北流，一是冬季之时独有洮河流珠。城边的一段河堤上，一抱粗的古柳很多，由是那白沙堤成了居民夏日纳凉散步的好去处。洮河流珠就是豌豆般大小的冰珠子，冬天满河都是。伸手在河里随手一捞，便是一捧璀璨晶莹的珍珠。而这样的奇景，全国也是独此一处。洮河附近，有数十个鱼池，如一面面镜子，映出蓝天白云，绿树红墙，村舍牛羊，也是人们爱去的地方之一─现在去不成了，筑了很高的砖墙，不知里面是否风光依旧。
离开临洮十年了，年年都能回去，但几乎没有从前一样的心劲去好好地逛一逛。感觉中，临洮城变大了，变高了，变得越来越现代了，这确让人高兴，但亲切中总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疏远，拉也拉不近。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８日于甘报社
过年
离开故乡十年了，在城里生活的时间一长，一些传统的节日便在心目中越来越淡。但是一些新的节日，单位要放假休息，反而深深地印入脑中。沾了放假的光，春节倒不曾像端午、重阳等一样被忘却。
又到过年的时节了，熟人相见，免不了问一句：“年咋过？”对方答得毫无热情：“过啥年哩？不够烦人钱。”烦的原因千差万别，但不外乎过年吃什么好，怎么去给亲戚拜年，啥时刷家里几乎黑了的墙壁，哪天整顿乱得连自己都不想进去的厨房，也不知今年流行喝什么酒，初几请客人吃饭合适。不过这种烦恼与二十多年前的烦恼味道截然不同，这种烦，人心里起码是踏实的，不像以前，烦那笔开销从哪里来。
眼下在城里过年已没有多少乐趣，于是年关之时，乡下有亲戚朋友或者父母在乡下的纷纷带上妻子上山下乡。一来孩子们可以在乡里放鞭炮荡秋千，尽情地玩个够，大人们也可以座上宾自居而免受冰锅冷手地洗菜淘米和烟熏火燎地做饭涮锅之苦。不过假期就那么几天，去也匆匆，来也匆匆，及至上班，对同事说仍然只一个字：“累！”而城里的亲友还得拜访，免不了再累上一回。
每次过年，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些往事。那时，每当年关将近，汉子们便卷支喇叭筒蹲在队长家门口。看起来悠闲自在地谝闲传，实际上那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一样惴惴不安，为今年能分多少工分钱担惊。从太阳冒花直谝到晌午，吃上一碗包谷面散饭又蹲在原地守候信息。眼看着天黑了，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不死心地望望队长家的门，若有所失地回家了。
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
终于有一天决算出来了，念到自己名字时才分了不到一百块钱；怀疑自己听错了，便大声地理直气壮地问了一句：“我多少？”
“八十四块两毛四。”队长又喊了一次。于是就像吹涨的气球被扎了一针，高扬起的脑袋边摇边耷拉下来了；又不死心，东打听，西问问，大家都差不多，自己还不是最少的。于是有点儿满足地领上钱叫上女人回家了。
钱不多，该买的东西很多：肉要割五斤，让娃们过个瘾；散酒要打二斤，自己解个馋；纸烟得五六包，来了亲戚好散；女人娃们一人得扯一身新衣裳；又要备下给亲戚拜年用的十几包点心；调和与醋以及一年都没有吃过的酱油都得买，还要给娃们留下过完年上学时的学费。账算了一遍又一遍，钱老是不够，于是酒不打了，纸烟减到两包，肉只割二斤……直到实在不能再减了，汉子已烦得直想骂人；偏偏碎娃不懂事，哭着嚎着要五毛钱买鞭炮，便一巴掌打发得远远地嚎去了。
熬到腊月二十几，这才瞅了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去了县城。置办齐了东西已是中午，城里馆子门口一蹲啃上一个苞谷面干粮，省下两毛钱理了发，还刮净了满脸的胡碴子，精精神神回了家。见面有人问：“年（货）办齐了？”
“齐了。”答得很自豪。
除夕，吃过女人擀的臊子面，出门一看，别人的娃拿个红红的小鞭炮，一大群娃跟在后面看稀奇。自家的几个眼巴巴地瞅着人家，显得尤其眼热。汉子看着心里酸酸的，吼一声：“狗娃，回家去。”那叫狗娃的孩子不理他老子，喊着叫着跟那拿鞭炮的孩子跑了。于是感到很没面子，发誓明年过年一定也给娃买几个鞭炮，免得这般丢人现眼。
大年初一，新年来了，拜年时一包点心我送给你，你送给他，最后又回到了我手里。到这时，年就快完了。想尝尝那点心的味道，却硬得咬不下了。
这样的年，我过了十多年。直到一九八一年家乡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一直没有放过父亲买的鞭炮。不过从那时起，家乡人的生活好起来了。到现如今，可以说跟城里也差不远了。过年，自然也不再那么难肠，我们小时候巴望过年时吃好吃的穿好衣服放鞭炮的那种心情，乡里娃娃再也体会不到了。
要过年了，城里人说：“烦。”那是对过分紧张的生活节奏和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心态。农村人倒不怎么烦，该杀猪杀猪，该宰鸡宰鸡，窗玻璃照样贴窗花，门上还是贴春联。有心人还早早地扎龙头旱船操办社火，过年时丰富自己也丰富城里人的生活。去年过年时累得半死的老爸老妈依然写来家信：“年回来过，啥也别带，啥也不缺。一定要全家来，千万带上我的小孙子。”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３日于甘报社
冒险 二一二国道在临洮和渭源交界处有个拐了三四个大弯的陡坡，人们都叫它石梯。石梯这段公路一边靠山，一边是几十米高的山崖，下面就是洮河的支流曼巴河。石梯坡又长又陡，一般人推着自行车上去就是一身汗。把车骑上去，几乎是无人敢想的事。就是手扶拖拉机装得满点，也得驴拉人推帮个忙才能上得去。坡陡弯急路又窄，石梯成了过路司机分外小心的地方。
一个雨后的早晨，风和日丽，我们一行六人从一个家住石梯坡上的同学家出来，结伴返校。要下石梯坡时，有人提议打个赌，看谁敢不抓自行车把，在石梯坡上耍个“双撒手”把车骑下坡。提议刚完，大家纷纷表示都敢。我在心里一琢磨，“双撒手”下坡不就等于自行车既无方向又无闸吗，骑车人要是重心掌握得稍有闪失，就会飞车谷底，车毁人亡。想到这儿，心里不寒而栗，故而没有作声。
“哈哈，看来只有你不行！”一个同学笑着对我说。
“连这都不行，那还算啥男子汉？”
“试试吧，我就不信你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
同学们都在怂恿我。我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试吧，一旦车冲下山坡，或者与上山的汽车迎头相遇，后果不堪设想；可是不试，大伙都会不屑与我为友。毕竟少不更事，年轻气盛，我终于要强地说：“试就试，谁怕谁？”
到石梯了，六辆自行车飞也似地冲下山坡。车越跑越快，耳边风呼呼地响着，路边的一两棵小树“刷”地从身边消逝，前面黑色的公路箭一般地冲入自己的车轮之下。我似乎已与车子分离，就要飞起来了。提心吊胆地拐过第一个弯，自行车跑得更快了，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上，一种失重的感觉使我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的难受。眼看自行车就要冲出公路，一股寒意“倏”地从脚底直窜上我的脑门儿。几乎是出于本能，我迅疾地伸出双手，扶住车把儿……
当我下了坡失神地坐在路边上等同学们时，心中像揣了个兔子，不停地打鼓。当同学们赶来时，我发现他们一个个脸色煞白，也是七魂吓掉了六魂。
这事距现在十多年了，当时在同学中传得神乎其神，我为此颇在同学中自豪过一阵儿。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怕时时袭上心头，它提醒我：生命中有些事不能试，一试便成永远的错。
第一次去南屏山，由于沉醉于山色水光，出山时天已经擦黑了。要骑自行车返回县城，四十公里崎岖的山路真让人望而生畏。
“从汩子上过，河西岸的公路又宽又平，骑车子三小时就到。”一位曾经到过南屏山的同伴说。
仿佛暗夜里遇到了灯火，我们不假思考就同意了他的意见。
汩子是什么？简单地说，就像浮桥，又跟浮桥不同。浮桥从此岸直达对岸，系为交通所设。而汩子呢，虽然如圆木并排捆扎成的浮桥，但分别从两岸伸向河心，伸入河心的那一头还拴着岸边卷扬机吐出的钢丝绳，仿佛设在河面上的“人”字门。放松或拉紧钢丝绳时，“门”可开可合。开时筏子顺利通过，合时迫使筏子靠岸查验木材外运手续。合紧时，大胆的人也偶尔从上面通过，平时则很少有人涉足。然而，也是太过年轻，见识不广，我们望着河中合拢的汩子，全然以为那便是浮桥，不由分说就下到了河边。
刚推着自行车走上那由许多圆木捆绑成的汩子时，感到还很平稳。微微地有节奏地晃动，一点儿也不影响交通。好景不长，越往河心，汩子晃得越来越厉害。离开河岸二十多米远时，走在几根滑滑的圆木之上，人不是往左斜便是往右斜，开始站立不稳。于是有了一点怕。抬头望望两边的山，也一晃一晃的，让人目眩。到这时，我仿佛感到自己不是走在地上，而是走在极滑的冰上；又不像在冰上，仿佛走在半空中的钢丝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
立即，恐惧使我的头皮发麻，头发也似乎一根根竖了起来。几乎在同时，我们都再也不敢迈出向前的似乎是跨下深渊的那一步。
然而，不停还好，这一停，那汩子仿佛失去控制的木排一般，顺流向下游冲去。我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细看看，却似真的一般。仿佛一声令下，我和同伴们放倒自行车，蹲在了汩子上。看水，汩子在漂流；看山，山在旋转、倾斜，直直地压将下来。就连我自己，也感到总是要从汩子上掉下去，沉入那浪花翻滚的河中。什么都不敢看，我们只有仰着头看着蓝宝石一般的天空，那种巨大的恐惧才慢慢地弱了去。
怎么办？
仰着头，我们大声地喊着话，终于商量出了一个走出困境的办法：蹲在汩子上拖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回蹭。还好，这一蹭人倒不怎么晕了。我们蹭啊蹭啊，一直蹭到了离岸只有十多米时，脖子已又酸又困，头都低不下来了。迅速地站起来，飞也似地推着自行车逃离汩子，一屁股坐在沙滩上时，我这才发现冷汗早已湿透了衣衫。
这件事过去已经十多年了，现在想起来竟有一种深深的后悔，后悔自己对生命的轻率，尤其后悔自己在人生的路上竟然对问路那么淡漠，不知深浅就贸然行事。可是又一想，人生何处不冒险，只不过所冒的险不同而已，当然还有值不值的问题。一时冲动，拿生命当儿戏如我者，最好戒之。至于定夺公干，也还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好。心存侥幸，处处铤而走险，怕幸运的只是少数。因而，处事如能多调查研究，尽量做到成竹于胸，自当逢凶化吉，处处如乘春风，如履平地。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３日于甘报社
电视梦
生在一个小村子，所以当我听到“电视”这个词的时候已经九岁了。听在城里她爸单位看过电视的小伙伴说，电视跟小电影一样，但是白天晚上都能看。又自相矛盾地强调说，比电影强多了，电影人家放啥咱看啥，电视可不同，啥都能看到，尤其令人眼热的是还能看到天安门。
第一次看到电视，是家乡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那一年夏天，邻居家里卖了两头大猪，抱回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全村人都围了来看稀罕。又一个个手忙脚乱地帮助栽天线杆子，拉扯天线，争着在主人面前表上一功，好图个日后看电视的方便。好在邻居不是那种小气人，每晚上都开门迎客。日子一久，大人们就不好意思了，也就不让孩子们去。邻居走出来，心里反而少了点什么，觉着了与人们之间的那点隔阂。不久夏收了，每天晚上，邻居便把电视机搬到村头小麦场上，于是村里人都又说又笑地去看电视。有月亮的晚上，凉风习习，白杨树叶哗啦啦地响着，远处一抹黑黝黝的青山，近处渠水汩汩流淌，天上的星星不停地眨着眼睛，和乡亲们一道欣赏着那精彩的电视剧。这麦场上看电视的场面不仅成了我们村里那时特有的一道风景线，也成了我心中对电视机最美好的回忆。
那年冬天，村里有了第二台、第三台电视机。为了不让有电视的人家觉得烦，像我一样的小孩子们往往这家看一天，那家看一天，好让人家觉得你好几天才来一次，不好意思将你拒之门外。然而，当邻居家的电视机被要给儿子娶媳妇的亲戚借走后，我们这些小孩子们还是无可奈何地遭受了吃闭门羹的味道。于是大一些的孩子就让小一些的在人家门边上不停地叫门，而那家人却始终装作没有听到，一直到那天晚上电视节目结束，那门也不曾打开。于是小伙伴里就有人极力巴结讨好那家的孩子，有时宁可晚上不吃饭也要先进入那有电视的人家，好在晚上看一看电视。那家人也有经济头脑，每人每天晚上收五分钱；又派那少不更事的别家的小孩子把门，于是掏不起五分钱的大人小孩统统被拒之门外。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一次又一次地被拒之门外之后，我发誓长大后挣了钱一定要买一台电视机，让所有的小伙伴不再为看电视犯难。也从那时起，我从不肯为了看电视而去敲响别人家的门。
一九八七年，我考上了大学并且学新闻。从此我不仅不再为看电视犯愁，而且开始学习拍摄电视。四年大学生活虽然短暂，但是我却学会了推拉摇移甩等拍摄方法。当我从电视机上看到我拍的学校排球赛的场面时，激动得差点流下了眼泪。每年过年回家，儿时的伙伴问我电视上一些东西是怎么拍摄的时，我总是津津有味地详细地解释给他们。
工作了，结婚了，我终于圆了自己要拥有一台电视机的梦。城里电视能收看的频道多，看电视便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自己又搞新闻，每晚新闻节目必看无疑。电视剧、各类综艺节目却只能委屈求全，妻子看什么我看什么。即便如此，城里虽然没什么亲戚，日子照样过得十分快乐，因为家里毕竟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和整个世界进行交流的成员——电视。再回故乡一看，所有的伙伴都买了电视，而且大多数都是彩色的。最近有人还来信说，正在拉有线电视，说不准过年就可以开通了呢。
１９９８年１月４日于甘报社 元宵夜火 城里的元宵节实在没有多大意思，这是我进入省城后就形成的一个固执的看法。也正是因为这个看法，我时常想起儿时家乡的元宵夜来。
一般来说，元宵节有两件事是有独特的标志性的：一是看灯，一是吃元宵。家乡的元宵夜灯会不曾有，至于元宵，我小的时候家乡几乎没有人家能吃得起。尽管如此，家乡的元宵夜仍让我神往不已。而尤其让我神往的是那元宵夜满山遍野的星火。
元宵节傍晚，吃饱喝足的大老爷们儿扛上一根葵花秆，慢悠悠地来到自家的草垛旁为孩子扎火把。火把不难扎，在葵花秆上捆上草就行。扎好了，再喊上孩子抱上一抱麦草来到自家门前，把麦草在门前堆成一座小山。做好这一切，男女老少便三五个一堆海阔天空地谝闲传。同时，在静静地等待一个神圣时刻的到来。
天慢慢地擦黑了，金黄色的圆月从东边的山头上露出半边脸时，人们在喜悦地注视那轮照过秦汉照过唐宋的明月时，不经意间发现东边的山梁上有星星点点的火把亮了。于是，一个嘹亮的声音几乎传遍了全村——
“东山上的火把亮了。”
仿佛一声令下，人们纷纷回到自家门前，进入自家院内。扛着火把的孩子老早等在堂屋门口了，单等当老子的来亲自点亮这火把。火把一着，就势将着了的一头伸进堂屋一燎，然后依次是阁房、厨房以及猪羊鸡舍。一一燎过了，烧掉屋内院内一切的晦气和霉气之后，这才扛着火把冲出院门，点燃门外那一堆白得耀眼的麦草。一时间，四处的人们欢呼着拥过来，你从这火上跳过去，我从这火上跳过来。吃奶的孩子由娘老子抱着跳，小脚老太太则被孝子贤孙背着跳。越是多灾多难跳火越不能少，越是大病缠身越要把握好这个难得的逢凶化吉、消灾避难的机会。在我的家乡，无宵节跳火似乎成了一种神圣甚至有点神秘的仪式。
这一家的火灭了，那一家的火着了；这一家门前刚刚安静，那一边又是人声鼎沸。在一种喧嚣与混乱中，元宵夜的跳火程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着人们欢呼着从一个火堆奔向另一个火堆，你不能不相信这元宵夜火真的烧掉了你的一切失意，一切惆怅，从而不由自主地加入这欢乐的人群，与他们一块儿分享这火的温暖、热烈、热情和希望。
终于跳累了，走出村外一看，嗬，东山上一排排火把犹如一条条火龙，西山上处处红亮的火堆犹如满天的星星撒落人间。而从村里出来的一个个点亮的火把，不约而同地走向祖祖辈辈约定俗成的最后的年火地，组成一个庞大的火堆，经久不熄，照亮了半边村庄，映红了半边天空。到这时，那无数的星星之火，让你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真的燃烧起来了，而且仿佛要烧尽一切的黑暗。
亮起来的火把越来越多，村头那堆大火越烧越旺。一张张被火映得红彤彤的兴高采烈的脸，忘却了人生的一切烦恼与哀愁。慢慢地，从四面八方汇来的人们，围着这堆火组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人们说啊笑啊，跳啊唱啊，跑啊闹啊，把一切的快乐尽情地向别人毫不吝啬地抛洒。直到那堆火慢慢地熄灭了时，人们仍然围在那一堆灰烬前，享受着余火的温暖，沐浴着明月的清晖。老奶奶们拉着小孙子，指着月亮说哪是嫦娥，哪是桂树，并把这美妙的传说让孩子带进甜蜜的梦乡，直到第二天早晨，从温暖的炕上的被窝里醒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