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爷

娘怀我的时候，正是青黄不接的当儿。为了吃饱饭，她腆着个大肚子去偷掐生产队的苜蓿。

苜蓿地在饲养圈门口，队里怕人偷，派人守。守苜蓿的不是别人，就是毛爷。老毛爷人很操心，很少有人从他手里偷掉苜蓿。

那一夜我娘趁黑钻进苜蓿地里，双手不停地掐那一寸来长的苜蓿芽。突然，她的屁股上被人狠狠地踢了一脚，随后就听见老毛爷的叫骂声：“贼骨头贱的！不好好上工苦着吃，偏偏要低三下四偷着吃。”

我娘栽倒在苜蓿地里，“嗯哟”地叫了一声，毛爷这才发现偷苜蓿的不是队里的那几个夜猫子。他愣了一下，说：“冬儿妈，咋连你也来偷苜蓿？”

只一句话，我妈就哭了：“毛爷，我屋里断顿了。”

“冬儿大呢？咋叫你挺着个大肚子来偷苜蓿。你起来，叫冬儿大到饲养圈来。我等着。”毛爷说着，回了饲养圈。娘又掐了几把苜蓿，才急急忙忙往家赶。

那晚我大去了饲养圈后，毛爷将他好好数落了一顿。看我大一声不吭，毛爷才住了口。他知道我大拖累大，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靠我大我妈的工分怎么都不够吃。俩人蹲在饲养圈炕上，一言不发地抽旱烟。完了，两个男人，一老一少，无言地到苜蓿地里笨拙地掐那一寸来长的苜蓿芽。我大回家时，不仅提来了一大篮子苜蓿，还拿来了毛爷借给的十五斤面。

第二天早上，毛爷站在饲养圈门口，毒言毒语地破口大骂哪个坏了良心的偷掐苜蓿，让队长扣他的工分，惹得好多人围住他看。

由于妈妈一再十分感激地给我讲述上面这个故事，毛爷从小在我心里留下了极其高大完美的印象。尽管我不理解毛爷高大完美在哪里，但我一直认为毛爷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

我记事时，常看见毛爷一年四季穿着一件黑棉袄，冬天不见他冷，夏天不见他热。到他家串门，总见他和毛奶奶吃麸子干粮，喝酸拌汤。运气好了，还能在他那儿混一碗包谷面散饭吃。但娘说，老毛爷可有呢，粮食几年都吃不完。在我的家乡，有就是富足的意思。

毛爷叫什么名，在村里似乎不怎么重要。反正全村姓毛的就他一个，村里老的小的都叫他毛爷。问奶奶，奶奶说毛爷是外来户，赶不上与本村人论辈份。

庄稼人有没能耐，全看务的二亩庄稼。毛爷自小下苦，种庄稼一把好手。“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数九寒天，毛爷喂完队里的牲口，就背上背斗，拿个粪铲去拾粪。乏了，随便哪家进去，喝口水，咂根烟，谝几句闲传。年底，队里数他的粪堆大，挣的工分多。他的一亩自留地，锄耙耕种他一手过，地里连个大些的土坷垃也没有。毛爷年年种，年年成，惹人眼馋。

毛爷庄稼务得好，农活儿没有难住他的，队里人服他，选他当了队长。毛爷见大伙抬举他，把务自留地的一手全拿了出来，锄耙耕种样样领着人仔细干，地整治得比人家的自留地还好。种上了，他常巡回田间，浇水不误时，追肥正赶上趟。一年下来，粮食增了三成，村里人都说一年苦没白下，杀年猪的格外多。

毛爷当了几年队长，家家光景开始好起来。可是毛爷当队长只认下苦，不认阶级斗争。后来公社要办政治夜校，让大伙儿夜夜学报纸。毛爷不理这个茬，他说他不信“念报纸能念出白面馍馍”。公社干部批评他，他转不过这个弯儿。几天后，他的队长给撤了。打那时起，毛爷的精神全垮了，人们再也听不到他吆喝上工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他站在麦场上大声地骂娘了。从此，他又回了饲养圈，喂牲口兼管苜蓿。闲了，一个人走在田埂上，看看这块地里的田，再看看那块地里的田，嘴里嘀咕着，也不知说些啥。

一个雨天，我跟我大放羊时，毛爷又在看地里的田哩。

“大，毛爷看啥哩？”我问我大。

“看田。”我大告诉我，望着从远处走来的毛爷。

“看田做啥哩？”

“看田长得好不好。”

“毛爷又不是队长。”

“是哩！你毛爷最懂庄稼活。”

“毛爷不是队长嘛，狗狗大才是哩。”

大不理我，说：“操心人啊，苦了一辈子。”

说着时，毛爷走近了，头发、胡须上全沾着水。那件旧棉袄也湿了，颜色深深的。裤管挽了起来，脚脖上沾满泥巴。一双黑条绒布鞋，叫泥裹遍了。我大凑过去，说：“毛家爸，田长得怎么样？”我知道大将毛爷叫做毛家爸时，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敬畏，也有了一种辈份上的含义。

毛爷说：“怎么样，你还看不亮清？天天念报纸，一年到头吃报纸呢。人哄地，地也哄人哩！肚里装不上两碗散饭，看这日子咋过？”

毛爷没穿遮雨的衣裳，我大将自己身上披的塑料纸揭下来，披在毛爷身上，与毛爷蹲下来抽旱烟。我连忙到远处去赶羊。

毛爷的婆娘毛奶奶虽然聋且痴，但他的儿子却很聪明，书一直念得很好，师范毕业后还在邻县当了老师。后来不知犯了啥事，被抓去劳改，在劳改农场得病死了。那以后，毛爷全老了，干活手脚也不灵便，头也昏眼也麻，队里嫌他老，饲养员不让当了，从那时起，六十多岁的毛爷两口子成了五保户。但他仍然闲不住，有时间还去拾粪，自留地依然务做得让人眼馋。人们经常看见他蹲在地边上，像看着自己孩子一样看着麦苗，那么专注，那么深情。

毛爷须发全白，是在那一次车祸后。那天，他低头冒雨横穿一条公路时，被一辆汽车挂倒了，在县城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回来后，腿瘸了。走路时，要拄一根棍，双手抱在胸前，撑船似的往前挪。自那后，他很少到村里走动，只是队里每日上工的时候，拄着那根棍站在门前，看人们从他门前走过。每当这时，他那一对大眼睛便流露出一种赞许、欣慰、羡慕又忧伤的目光。

那一年端阳我与我大去毛爷家借口粮，毛爷用粗树皮般的手摩娑着我的头说：“春儿，你长大了做啥呢？”

“念书哩。”

“念了书呢？”

“当官挣钱呢。”

“挣了钱呢？”

“养我大我妈的老呢！”

说到这儿时，毛爷不言传了。我一抬头，看见他眼窝里噙满泪水。我望着毛爷，不知怎么了。我大卷了根旱烟，递给他：“毛家爸，点上。”

点了烟，毛爷又问我：“春儿，我死了你哭不？”

我说不出话来，看看我大，就说：“哭哩！”

“烧纸不？”

“烧哩！”

“当真？”

“当真。”

于是毛爷便笑了：“春儿是乖娃娃，乖得很。”

那年冬天，毛奶奶去世了，毛爷又老了许多。第二年夏天，我放羊时偶尔仍见他一瘸一拐地走在田间小路上。有时候，还跪下去看看地里的麦苗，半天不言语，只摇摇头。好久，又攒了浑身的劲，拄着棍站起来，向远处走去。

一个雨天，我跟我大放羊时，老远看见水渠边上有一个黑东西。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毛爷，滑倒了，棍丢在一旁，半边脸浸在水中，白发如水草一样被水冲着晃动。血从鼻孔或者口中流出，染红了半渠水……

他是来看田的。

他死了。

埋葬毛爷的那一天晚上，我大回来后对我妈说：“苦了一辈子，临走也没吃上一口好吃的。存下一百多元钱，一千五百多斤粮。唉，毛家爸，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

1988年冬于兰州大学

老刘

我在兰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同宿舍有一个来自湖南邵阳的，大老爷们儿起了个女人味儿很浓的名字：水玉。因为他年龄比我们都大，又姓刘，大伙都叫他老刘。

老刘来自湖南，常常自豪地说他是毛泽东的老乡。其实，他家离韶山远着呢。老刘初来时不大爱说话，有一股书呆子气。日子久了，话也多起来，而且为某些观点常常和同学争得风风火火的。于是大家都知道了他起初不大讲话的原因：他普通话讲得不好，甚至有点可笑。因此，还为我们宿舍增添了不少欢乐。

我们宿舍有盒磁带，上面一首歌开头的一句是：“十八的姑娘一朵花。”有一日，不怎么唱歌的老刘忽然兴致所至，拿出蒋大为一样的气度突然独自唱了起来。谁知把握不住，一张口就唱成了：“十八的姑娘一朵发”，笑得我们肚子都疼了。老刘连忙停下说：“不是发，不是发。”态度诚恳得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检讨。完了，普通话说得好的小郑便一遍又一遍地给他纠正发音。老刘很谦虚，也很有耐心，一遍又一遍跟着小郑念：“花，发；花，发……”

老刘在宿舍里有一句口头禅，不论讨论什么问题，他开头的第一句是：“这个问题嘛，同志们，要辩证地看。”俨然要发表什么高见。时间长了，大家都又知道了他这个毛病，于是看他要说话了，便有人抢出这句，弄得老刘好不尴尬。

我们大伙儿一块听过一个相声，说有一对不学无术的男女谈恋爱，相约去剧院看演诸葛亮的戏。这女的不知诸葛亮是谁，就问男的，男的煞有介事地说：“诸葛亮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知咋的，老刘把这一句学上了。有时晚上伏案看书久了，他便抱着茶缸子站起来，清清嗓子，脸上荡漾着一片自鸣得意的笑，金丝边眼镜反射出一缕日光灯的光。站定了，喝口茶，才很逗地说：“嗯，同志们，老刘嘛，对不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句话里的那个“对不对”往往是很引人注意的，因为经他一说，便很有特色地发了“得（ｄèｉ)不得”的音，而且无论小郑怎么帮他纠正，却一直未能纠正过来。

老刘人很老实，出了宿舍，甚至有些拘谨。见了生人，他一般不去主动搭话。见了女生，就更惨了，甚至于不敢多看一眼。有次周末我们和班里的几名女生在宿舍联欢，老刘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上，不知如何是好，话当然更不敢多说了。看见别人笑了，他也笑了；但那笑似乎是学着别人的。他刚笑到一半，见别人已经笑毕，便把正在张大的嘴猛地闭上。我坐在远处看他，感到有点可笑。

老刘很勤奋，也很踏实，功课在班上是最好的，文笔尤其棒，上学的时候就在一些报刊上发文章。在宿舍里，他也很勤快，轮他搞卫生的那一天，那地板往往拖得极为干净，连桌上的茶缸也齐刷刷地排成一溜儿，显出他严谨的一面。

毕业分配时，老刘去了新华社兰州分社，与我同在一个城市，便常常相约下馆子喝啤酒。有一日我去找他，他宿舍里绿色的啤酒瓶子占去了屋子的三分之一，足见其对啤酒的喜爱。第二年，他去援藏，写了不少介绍西藏风情的文章。回兰后一成家，就调往广西南宁，第二年生了一对双胞胎。他打电话来诉苦说，别人家保姆一月只花一百元，他家花两百元愣是没人干，爱人只好不上班在家带孩子。我们都笑他，活该，谁叫你钻政策的空子超生呢！前两天有同学从南宁回来说，老刘很出息，是南宁分社的骨干，干得阔着呢。

1988年5月23日于兰州大学

董家爷

每年一到春节，家乡人无论如何，也要买张红联，请村上很有名望的董家爷写几副春联。许是日子平淡，生活缺乏五彩缤纷的颜色，也只有将那红彤彤的春联贴在家门上时，方能显出一点过年的气氛。老人当然不辞辛苦，有求必应。因而，一到年关，他的院落一下子热闹起来。

老人身材魁伟，鹤发童颜，穿戴都显现出一种读书人的风度。写字时，他不慌不忙地准备笔墨，然后略一思索，才提笔铺纸，凝神运气，手腕空撇几下后，突然落笔疾书。少顷，一副精美的对联便被两个后生扯到一边太阳下晒去了。围观的乡亲们便啧啧称赞：“好字，好字。到底是老读书人，能做能写。”一边又议论现在的年轻人不行，个个倒立起来还空不出几点墨水，哪还能做诗写毛笔字呢！

老人年少时上私塾，品学兼优，因而古文功底扎实。解放前，就当老师，文章誉满乡里。他学识丰富，与他谈论常给人以教益。记得有一次乡亲们在一块闲聊，有人问他：做人当仁不让，硬气一点好，还是能忍就忍，软善一点好。老人随口说：“你看牙子和舌头，牙子多硬，舌头多软。可人老以后，牙子掉光了，舌头还好好的。所以呀，人要宽厚一点儿。俗话说：有理也要让三分，争强好胜，图个啥嘛！”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悦诚服。

在乡里，乃至一临洮川，老人都是数得着的博学之人。但是，他的老伴却是个目不识丁的小脚老太太。虽如此，他们一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老太太一生多病，老人从无半句怨言，端药送水，侍伴炕头。农忙之时，还亲自步行上街为老太太买药。其情景，怕现在自由恋爱的年轻人也不能比。老太太去世后，老人泪流满面，写悼诗纪念她勤劳的一生。安葬后，每日黄昏，乡亲们常看见他独自拄着拐杖站在村西的马路上，遥望远处埋葬了老太太的那片土地。他的身影，被火红的夕阳拖得很长很长……

老人一家，父慈子孝，妯娌和睦，几十年从来没有口角吵闹的事情，为乡亲们称道。若问老人姓名，告诉你，他叫董一民，临洮南乡川的名人。

　　　　　　　　 　1991年10月10日于甘报社

叔叔

我有三个叔叔，两个是父亲的胞弟，一个是堂弟。我们祖上世代读书，因而男性鲜有不识字的。沾了念书的光，解放后不久，我父亲弟兄四人招工的招工，参军的参军，个个端上了国家的铁饭碗。村里人教育孩子，总是拿他们作榜样。后来为了给爷爷养老，加上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我父亲回了家。经年累月地劳作，父亲的脸变得像刚犁过的地，布满一垅一垅的皱纹，成了一个地道的庄稼汉。而三个叔叔，长年生活在城里，个个细皮嫩肉，身上还散发着一股樟脑味。年头年尾回到家，见人甩出一根纸烟，越发赢得人们的尊重。

在我到兰州上学之前，我从没到任何一个叔叔家去过，便也不知道叔叔们在城里怎么生活。因而小时候对叔叔的感觉，在别人面前觉得亲近，在自己家里感到生疏。为他们骄傲过，为他们气恼过。现在想起来，依然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情绪。

我二叔是单位上的会计，工作十分出色。一回家，会计业务与他不沾边，抽的烟由二婶按计划供给，平时也不用什么零花钱。我父亲有一次骂他：“熊样子，枉为儿子娃！”他不理，过年回家来了，在乡亲们面前照样显得派。大概是为了表示他这人没忘本，我这个二叔一回家不是要吃包谷面散饭、荞面搅团，就说想吃炒洋芋，反正啥最难吃就吃啥。因为他的这种爱好的折磨，直到现在我见了洋芋就头痛。那时农村生活苦，我们每天只能吃一顿白面饭，他这一来，就时不时地连这一顿也给取消了。父亲包谷面洋芋吃得太多，总是吐酸水；我们个个更是望饭兴叹，巴不得他早点走。他偏不走，一个月假直到最后一天才往省城赶。临上车还回头说：“忘了忘了，咋没装点自家的洋芋，时间长了不吃还想得不行。”那神情似乎洋芋就是他的命。

上了大学，学校离二叔家很近。有时周末过去，桌上总是有鱼有肉，就是不见洋芋丝洋芋片。问婶娘，婶娘说：“那都是你二叔做作的。”满脸的鄙夷与不屑。二叔装作没有听见，不说话，夹起大鱼大肉吃得津津有味。

三叔是父辈里公事干得最阔的。他参军刚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回来后，被保送上了大学，此后一步一个台阶，退休时干到了厅局级。三叔回家省亲，总是带个半导体，定时听新闻，表现出一种领导干部对政治特有的关心与敏感。他不抽烟，不喝酒，父亲说：“男儿不喝酒，枉到世上走。”他笑笑，一副不与他一般见识的高傲溢于言表。可是他每次回家，带的烟酒都是最好的，什么“牡丹”、“茅台”，让村里人叹为观止。三叔已经完全城市化，早上要跑步锻炼，晚上要散步消食。一回家，领导的牌子不倒，整天走亲访友，农活上横草不抓，竖草不拿。吃起饭来食不厌细，什么好吃吃什么。我们家里供应不起，他就自己从市场上买鱼买肉。没办法，妈妈只好给他和奶奶临时开个小灶。他的这种特殊化，让我从小就和他有了距离，直到现在也无法消除。因为他的到来，我家从一日两餐改为一日三餐，母亲往往累得直不起腰。每当这时，母亲总是对我说：“孩子，要向你三爸学，好好念书，长大了好享福。”那神情，恨不得我马上就变成三叔。不过这时间毕竟不长，三叔一般说住一个月的，最多住二十天就走了，因为“单位上有事”。奶奶总是眼泪汪汪地说：“干的这公事，一点也不省心啊！”妈妈也从不报怨，因为三叔临走时给了家里一百元钱。

我的堂叔是个厂长，啥时都没架子。隔三差五回来后，谁家也去，跟谁都熟。进了人家门，旱烟叶子喇叭筒也卷，烟锅子也抽，也从不问人家做啥饭，碰上啥吃啥，与谁都不分彼此。与乡邻喝酒醉了也吐，见别人农活忙也搭把手，从不在乎会弄脏自己穿的的确良或毛料子衣服。乡邻到了城里，只要找到他，他领回家管吃管住，酒肉招待，办事也容易。也因此，他人缘极好。一退休，乡村干部就找他领办企业。虽然堂婶拖后腿不让他去，他仍然往乡下跑，跟乡邻们打得火热。逢年过节，这家送他一只鸡，那家送他一篮鸡蛋，众人的情意能撑破他家的电冰箱。

三十岁那年，我领着妻子儿子回家省亲，娘对我说：“做人就要像你堂叔，事情要往大干呢，脾气架子不能大。这种人，啥时都人见人爱。”

我听了，脸上汗涔涔的，不知是惭愧还是心虚。但我想，听娘的话一定没错。

1998年3月16日夜于红楼

三舅爷

我家住在洮河边上，村西头不远处有个渡口，有一条可以载得动汽车的大船摆渡。我五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在渡口玩耍。乘船的人不多，我就跟着摆渡的船一块儿到了西岸。船一停稳，西岸等待坐船的人就依次从一条窄窄的搭扳上登船。走在最后的是一个老汉，留着山羊胡子，矍烁的精神使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庄稼人。

他步履轻盈地走上搭扳，到船舷边时，摸摸贴身口袋，掏出一枚五分的硬币。就在他刚要把钱递到摆渡的外号叫“鸭子”的狗狗大手上时，船忽然一晃，那枚硬币径直掉到搭扳上，滚落到了河中。也就在船晃动的那一刻，这个干瘦的老汉身轻如燕，轻捷地跃入船里。

“交钱。”“鸭子”在一惊之后，没好气地说。

老汉很难为情，极其尴尬地笑笑：“我就那五分钱，不防掉水里了。下次补上，下次补上。”

“下次补上。说得好听，我认识你是谁？你不补我到哪儿找你？”

“这位大哥，你别把咱当那种赖账的人。我一把年纪，难道活了半辈子人还不值五分钱？东岸村上有我亲戚，一过河就给你钱。”

“不行不行！”“鸭子”说着，动手把老汉往下推。

就在“鸭子”伸出手的那一刻，这老汉顺手举起手中那根拇指粗的鞭杆儿，不经意在“鸭子”胸前戳了一下，口中说：“这位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又何必把我这么一个走亲戚的老汉放在河西岸受冻挨饿呢？再说，我亲戚就在你村上，过了河就能拿上钱……”

老汉说话时，我看到手还没有挨到老汉身的“鸭子”着了道儿似的蹲了下去，满脸痛苦状，一声不吭了。一块儿摆渡的国华大看了看“鸭子”，收起搭板，说：“大爷，坐好，开船了。”船上的人都走了时，国华大才对“鸭子”说：“看见了没，人家是个拳棍手。”又转过身喊我：“春儿，回家把你们这个亲戚欠的钱拿来。”

我说：“那不是我们亲戚。”

“那就怪了。”国华大自言自语道。

从渡口回了家，我发现那个老汉正坐在我家堂屋里跟父亲说话。父亲对我说：“来，叫三舅爷。”我这才知道，这干瘦干瘦的老汉竟真是我家的亲戚，并按父亲的吩咐到“鸭子”家里还了五分过河钱。

自打认识了三舅爷，关于他的故事便不断进入我的脑中，从而使三舅爷在我心中成为一团谜。

三舅爷祖上世代习武，周围十里八乡一听刘家坪的，大都要让三分。三舅爷自小不仅习武，还上学堂，练得一手好字。同宗弟兄中，数他书念得最好，十七岁上还上了师范。毕业后到省城军队里干过两年事，后来因病回了家，就在乡里过起了耕读生活。

刘家坪村民尚武，年年搞一次大比武。为这比武争第一，年轻人都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个个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三舅爷第一次参加比武是回乡后第二年，与同宗一个小他三岁的兄弟打。结果谁也赢不了谁，最后判平。担当公正的他爷爷，因为这个连小弟弟都打不过的孙子而很没面子，因而在后来对他练功的要求格外严格。

第二年比武，三舅爷再次上场，然而结局跟上年一样，他谁也打不赢，总被判平，气得他爷爷大骂他没出息。三舅爷也不争辩，站在一旁看别人过关斩将，大显身手。直到第三年，三舅爷这个不赢人的比赛结果才让这些公正们大吃一惊：他不曾赢，却也不曾输。村里公认武功最好的他的爷爷放下长辈的架子与他交手，竟然奈何不了这个一直赢不了人的孙子。从此，三舅爷声名大振，成为刘家坪上最好最神的拳棍手，也成了刘家坪人心目中的一个谜。

从第四年开始，三舅爷成了刘家坪比武场上最年轻的公正，从此不再参与正式比武，直到解放。

解放后，三舅爷当了村里的饲养员，闲暇时候拿着树枝在地上练他的颜体字。到外面走走，手里总少不了那根拇指粗的鞭杆。还练武不，谁也说不清，谁也没见过他练。

我十岁时，三舅爷有次来我家，我大着胆子问他：“三舅爷，你还有没有功夫？”

“你说呢？”三舅爷笑着说。

“我说不清。那你还练不练拳？”

“你看呢？”三舅爷依然笑着。

“你功夫那么好，比武咋不赢第一？”

“赢不了啊！”

“赢不了咋不输呢？”

“输不起啊！”

这时，父亲就打断了我的问话：“去吧去吧，小孩子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悻悻而退。三舅爷说：“娃们还小，不懂输和赢的理。有时，赢家就是输家啊！”

我不懂，出了堂屋。我十五岁，三舅爷去世了。自此后，他的事很少有人提起。现在有时看武打片，我时不时地想起他，想起他和我的那段对话，仔细品味其中的味道，总是回味无穷。而那个手拿一根鞭杆、干瘦干瘦的精神矍烁的老汉，也就重又浮现在眼前。至于他从哪里学来那么好的功夫，至今在我心中还是一个无人能解的谜。

1998年3月20日于甘报社

冬冬

冬冬三岁时，从乡下姥姥家返了城。进到自己家里，与我不说话，藏在冰箱后边低着头抠手心。偶尔抬头长长地看我一眼，也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与我下乡采访时所见的农村碎娃一样。

冬冬说一口家乡话，大院里的孩子听不懂，都不跟他玩。他不死心，跟着别人疯跑，“嗷嗷”地叫着，很快乐。调皮的孩子戳他一指头，他怯生生地看看我，眼里充满疑惑，充满询问，充满着一种要求保护的期盼。我说：“冬冬，到这儿来。”他便回头有恃无恐地瞪了那戳他的小孩子一眼，仿佛胜利者一般蹦蹦跳跳地回到我的身边。

冬冬跟姥爷学了两首唐诗，高兴的时候，尤其是家里来了客人便要背：“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虽然结结巴巴，如挤牙膏，有时还要人提一两个字，但背得很是认真。得到夸奖后，得寸进尺地向客人炫耀：“我还认识中国的中，大小的大。”得意洋洋的神色让人觉得十二分可爱。

冬冬很爱哭，稍有不满就眼泪汪汪的。到了冬天，脸便皴了。妻子警告他，爱哭的孩子是娇气包，没人喜欢。于是他哭得少了，有时跑着摔倒了，额头上蹭掉了皮，鼻尖上沾满了灰，但一骨碌爬起来之后，土也顾不上拍，对我说：“爸爸，我不哭！”我看看他额头渗出的血丝，心痛地说：“太痛忍不住就哭吧，没事儿。”他不哭，把涌到眼角的泪水偷偷用指头拭掉了，两个眼窝便沾满了泥，脏兮兮地把个哭字写在了脸上。我不再说啥，他因为自己没哭出声掉下泪，回家还向他妈妈作专题汇报。

冬冬上保育院了，第一学期就学会了许多歌，包括国歌。周末回家，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国歌时，他不管干什么，立即站起来，站得笔直笔直的向国旗敬礼，直到国歌放完。那认真劲儿，让人感动。

放了寒假，总是念叨同学的名字。看我与妻子有点空闲，就让我和妻子当小朋友，他自己当老师，模仿保育院上课。上课时，一遍又一遍地让我们说“老师好”，他一次又一次地说“小朋友好”，不是嫌我们声音太小，就是嫌我的手没有背过去，还批评妻子趁他批评我时吃了一颗瓜子。“不要以为老师没看见哦！”他一本正经地警告说，认真的神情容不得一点儿做戏的成分。

一天晚上吃饭，他的小凳子在厨房没搬过来，刚从外边玩回来的他看看我，又看看妻子，贼兮兮地一笑：“我看谁是乖爸爸，给我把凳子搬过来！”这一句话完全出乎我与妻子的意料，立时让我们喷饭。

冬冬四岁时，常常让人给他讲故事。我给他讲了一遍狼来了，第二天再讲时我问他，狼真的来了后，小孩子喊“狼来了”时怎样了。

“村里人都没有来打狼，放羊的小孩端起机枪把狼扫掉了。”他补充了这样一个结尾，让我与妻子愕然无言，不知该说什么好。他还不依不饶，用小手推妻子：“再讲一个嘛！再讲一个嘛！”

妻子于是给他讲；可他老打岔，故事情节由他瞎编起来。妻子不耐烦，就说不讲了不讲了。他也不耐烦，怨妻子打断他，跑到卧室给我告状。我说给他再讲个他没听过的故事，他便爬上来坐到我的腿上，脸上溢出甜甜的笑，那么满足。

1998年3月24日于甘报社

凡人

那一年，我去定西地区某县水利工地采访负责该工程的县委副书记。到了工程指挥部，里面的人说，门外就是工地，一问就知道了；这儿没有不认识他的人。

我出了指挥部，顺着开挖的水渠一路找下去。问了好几个人，都说刚从这儿过去。就在我有点灰心丧气的时候，我看见几个民工蹲在地上谝闲传，每人卷了一支喇叭筒抽了个欢。我确信，他们中不会有人认识什么县委书记，因而没有打算再去打问。就在我要经过他们身边时，我突然发现他们中间竟有一个人留了分头，胸前还别了一支笔，完全是一副乡村干部的模样。报着一线希望，我走过去向他打招呼：

“同志，看到县委田副书记了吗？”

乡干部抬头看看我，对我的打问显得有点意外：“你有啥事？”

“我是省报记者，要采访他。”

“采访？”乡干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抬头看我时，额上折出几道深深的皱纹。他仔细打量了我一遍，说：“那走，到指挥部去。”

我没想到，这个朴素得如同一个乡村干部的人就是田书记。跟在他后边往指挥部走时，我一边听他说工地上的事，脑里一边浮现出脸膛黝黑，头发花白，额头上布满一条又一条刀刻似的皱纹，经常卷个喇叭筒蹲在地上抽的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在此后很长一段岁月里，这个书记的形象始终与农民的形象在我的脑中混为一谈。有时，我甚至怀疑，这样一个老实巴脚的人，能指挥得了这么大一个水利工程吗？

第二年国庆，我收到了一张请柬，是田书记请我去参加那个我快忘记了的水利工程建成使用的剪彩仪式。那天，我应约早早赶到工程指挥部时，他正在指挥人为布置会场忙活着。看见我，把我招呼到一个小房间里：“你来了好啊，咱这个穷县搞这么个工程不容易，报道一下，给群众鼓个劲。不过，我们这个剪彩仪式不招待吃饭；你是省上来的，我让灶上给你做了一碗羊肉汤，就算是对你的招待。出来采访，可不能让你饿肚子。”

开会前，当我一个人坐在那间小屋里，独自享用他吩咐人专门为我准备的那碗羊肉汤时，我既怕别人看见后说省里来的记者搞特殊，恨不得一口吃完；同时，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为他对我的这种特殊的关照，为他这种父兄般的慈祥与亲切。我承认，在我当记者的生涯中，这样近乎寒碜的招待那是第一次，但这样让人感到温暖而难忘的招待那也是第一次。渐渐地，他黄黑而干瘦的脸，明亮而有神的眼睛，抽喇叭筒时那种驾轻就熟的老练姿式，又慢慢地在我的脑中清晰起来。

那一天，我没有在会场上听什么祝辞讲话，而是访问了一些民工。一位姓许的老汉对我说：“你知道为啥这三年的工程一年半就完成了？”

“省上给的钱多呗！”一个来看热闹的青年说。

“屁话，再多的钱事还要人干哩！”

“哪为啥？”我问。

“人心齐。你看那田指挥，除了县上开会天天守在工地。为了留住省上来的工程师，他自己掏钱买红塔山散给人家抽。这些工程师起初以为县委书记别人送的好烟多，后来知道了实情，没有一个随便回家的，没有一个跟县上讲什么条件的。县上的干部更不含糊，谁也不愿有事没事往家跑。就连我们这些庄稼汉，一想这田书记又不为自己地里浇水，人家五十好几的人，又是那么大的官都吃住在工地，见了咱还老哥长老哥短的，你说咱有啥脸磨洋工。工地上的人都牵心工程的事，那质量不好、进度不快才怪呢？”

人们点着头，都说这样的书记还真少见。第二年，这位姓田的书记被选为县长，他在人代会上承诺，用三年时间让破破烂烂的县城换个样。三年后我去县上采访，街道两边破旧的平房不见了，宽阔的街道两边耸立起了四层以上的楼。一位曾找我要田县长通融一下不拆旧房的亲戚说：“几任县长都说要修呢，旧房谁也没拆掉，新楼谁也没盖起。田县长拆了，盖起了。凭啥？就凭了一条，讲原则不讲人情。就这，我们拆迁户心服口服。”

田书记后来到地区任职，我再没见过他，但他那朴实无华的形象在我心中越发清晰，有时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对他肃然起敬。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此后，我时时回味这句古话。我不知道，有如此深刻的古训提醒我们，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却往往以貌取人，使一些不善言辞、性格内向的人因为第一面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而被埋没，而被误解，而被遗忘。真的，伟人混同在芸芸众生之中时，谁也不觉得他是伟人。凡人跟英雄站在一起，才发现英雄原来也不过这样，上市场要讲价还价，下班了还要去接孩子。人都是凡人，没有超脱于社会之上的伟人或者英雄。

1996年，我到嘉峪关驻记者站。五一节市上开劳模座谈会，有一位老太太，是服装厂厂长。发言时细声慢气，罗哩罗嗦，甚至有点婆婆妈妈，真让人有点听不下去。坐在会场上我就想，话都讲得这么吃力，厂子又能好到哪儿去？这市级劳动模范莫非是她自己给自己评的？几乎在一种不自觉中，我对她有了一种看不起的情绪。

过了几天，我跟市交警大队队长上街检查。到什字时，我看见一个穿制服的小伙子用自行车捎了一个老太太，便指给了那个年轻的队长。队长随意一看：“这个老太太，真拿她没治！”

“谁呀？”我问。

“还有谁？被服厂的温厂长。”

又是她，还公然违犯交通规则。想到这儿，我又记起了她那次结结巴巴、婆婆妈妈的发言。

“你可别小看她，百十人的小厂一年利润好几十万呢！”队长告诉我，“可她一直舍不得花钱买辆小车，说几十万元叫自己压在屁股底下心里疼；自已又不会骑自行车，到市里办事一急就让保卫科的小伙子捎她。要看见我们，老远就跳下来从人行道上走了。”

听到这儿，我忽然从心底升起一股由衷的敬意，为她的平凡，为她的俗气，甚至为她的那点婆婆妈妈。

到了交警队，队长立即给被服厂打电话，又说又笑地将那老太太批评了几句。那神态，那语气，分明透出一种儿子对母亲的尊重与嗔怨。

他打完电话，我问他：“还罚不？”

“罚啥？她那企业没要国家一分钱，是她带着几个家属用自家的缝纫机办起来的，如今不但给国家交税，还解决了百十人的就业，我有啥脸罚她？她违犯交通规则不对，我罚她就更不对了，记者同志，你说呢？”

我说不出来。我没有想到，这个细声慢气的老太太在这个城市里威望竟然这么高。而什么叫有口皆碑，我似乎有了新的认识。

后来，我到被服厂去采访，她领着我看了每一个车间。她告诉我，这厂办了三十年了，地上从来没有被扔弃的一尺长的线头。“就这么抠着省着，就这么大伙都把厂子当成自己的家，才有了企业的今天。”

厂办的一位二十出头的姑娘有点惋惜地告诉我，近两年，温厂长放弃了三次组织安排的出国机会。对这，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奇怪。而温厂长对那姑娘说：“你还小，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那三次出国费用，就是全厂职工一年的福利费。大家一年的福利，我出去这么一转就完了，不忍心啊！”

到这时，眼前这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已使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她和女强人、企业家联系起来。后来离开嘉峪关，每每想起她，我就想起自己白发苍苍的亲娘，想起小时候娘每次吃饭时不声不响地从饭桌上捡起我们掉下的饭粒，自然而然地丢入自己口中的那一幕。每当想起她，我就想起那个城市郊外的长城，想起长城上那一块块朴实无华、默默无言的城砖。她使我不得不正视渺小中蕴含的伟大，平凡中蕴藏的神奇。她也使我更加明白，无数颗水滴汇成了江河，无数块城砖筑起了长城，而无数这样平凡得连自己也有点自卑的人，构建了中国坚实的脊梁。

1998年4月3日～4日于红楼

师恩

在故乡念书的时候，我的三个语文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走出校门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聆听他们的教诲，也很少抽时间去看望教自己学习、教自己做人的恩师，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上课时的姿式，抑或是盯了我一眼的一个眼神，至今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想起他们，我就觉得他们正用那期许、鼓励的目光注视着我，催我奋进。而学生时代的一件件小事，便历历涌上心头。

小学四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参军了。没了老师，四十多个学生就如没人看管的羊，在语文课和自习课上闹翻了天：女生在教室地上踢毽子，男生纯粹三个一群、五个一帮地到学校后边的小山上捉松鼠，到河汊里去摸鱼。无法无天的日子过了两个多星期，学生们的疯劲渐渐地没了。看着别的班的学生出操上课井然有序，不禁担心：这么混下去，怕无法给父母交待。

星期一语文课上课铃响过后，我们一如既往地在教室里打闹。就在大家玩得有点忘乎所以时，突然从讲台上传来一个宏亮的声音：

“起立！”

“刷”地一下，学生们的目光投向了讲台。讲台上站着一位中等个儿、清瘦而且喉节格外突出的青年男子。他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草绿色的的确良军装绿得就如五月的麦苗。他威严地站在讲台上，用浓眉底下的一对深邃的大眼睛慢慢地扫视了一圈教室，这使人感到他可能看到了我们藏在抽屉里的弹弓。不由自主，在一阵桌凳的碰撞声中，所有的学生乖乖地站了起来。

他没有立即喊“坐下”。他走下讲台，径直走到我身后；我这才发现我在仓皇中带翻了凳子。他弯下身去，轻轻地扶起来，回到讲台上，又用那深邃的眼睛扫视了一圈教室，然后有点命令似地说：“请坐。”

大概是我们这些乡下娃第一次听人说“请坐”这个词，因而教室里立即发出一阵哄笑，笑这个土生土长的老师居然在学生面前学城里人说话的腔调。

他对此置之不理，翻开书说：“今天我们讲《武松打虎》……”

没有一句自我介绍，课就这样开始了。这堂课既没有划分什么段落，也没讲什么主题思想，他就讲故事一般讲开了。讲到关紧处，提起教室门后的抬水扁担当“哨棒”，左抡右舞，呼呼生风，仿佛正在与那吊睛白额的大虫周旋。一会儿又弃了扁担，一手按住讲桌一角，抡起拳头一顿猛打，直到那“大虫”一动不动。再看他，也是汗水涔涔，全然忘却了讲台下面看得目瞪口呆的学生……

从那时起，这位姓刘的老师给我们当了班主任，而且包教我们班的所有课程。不论上什么课，他都那么投入，讲得那么生动，那么引人入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功课突飞猛进，后来还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开始代替他批改同学们的数学作业。每次改完，还极端认真地模仿他的笔迹签上一个极其潇洒的“刘”字。他看了看说：“不像！这字还是我自己签。”

到了五年级，我的成绩已是班上第一。然而，十分丢人的是，在小学毕业考试时，我数学只考了五十六分。这不仅使我成为少数几个数学不及格的学生之一，而且为我的求学生涯开了个功课不及格的头。刘老师没有责备我，只是说：“没关系，考好升学考试就行。”

他的不在乎不仅没有减轻我的思想压力，反而加重了我的自责感。我觉得，要是他狠狠地批评我一顿，也许我会更轻松，而且一点也不会有欠他什么的感觉。现在，我不仅要面对不及格这个现实，还要面对他那充盈着笑意、期许、鼓励，而且深邃得似乎能洞穿一切的眼睛。我实在是不堪重负。

让我更加意想不到的是，他在班会上一锤定音，让我当本学期的三好学生。对此，同学们议论纷纷，说他偏向我，有些同学还到校长那里去告状。

对于三好学生，我实在想当得要命，但是，由于一门主课没有及格，这次当三好学生让我感到心虚。我不知道刘老师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当这个有点名不符实的三好学生，而他一心要给我的这种荣誉，既不能让我感谢他，又不能让我不感谢他。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来说，这种两难而又不能自主的境地让我无所适从。

我去找刘老师，我说我不配当三好学生。刘老师看看我，用低沉的声音说：“你配！我和校长吵过了，他也不同意你当三好学生。但是最后让不让你当，学校同意再给你一个机会，看看你升学考试的成绩。你呢，与其为这苦恼，还不如把升学考试考好，证明我看得没错。”

一刹那间，我似乎有点晕眩，鼻子酸酸的，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我真的不知道，我在他心目中竟然这么重要。我啥也没说，忘了三好学生这档事，全身心地投入到复习中。结果，升学考试我双科总分名列全学区第一。

就在张榜公布成绩的当天下午，我们开毕业典礼。在领到毕业证的同时，我从校长手中接过了那张令我伤心过、揪心过、担心过的三好学生奖状。告别母校时，我到了刘老师宿舍，他说：“我没看错吧，连校长都说，这是他当校长以来发得最有意义的一张奖状。”说着，拿出一个很漂亮的塑料皮笔记本，递给我：“留个记念吧。”

我翻开了，扉页上写着：“勤学好问，立志成才。”并签了一个极其潇洒的“刘”。

1998年4月19日

二

上初中的时候，我迷上了诗歌。尽管，那时候我根本不懂诗词格律，但却写起了自以为是诗的绝句、律诗，有时甚至敢照猫画虎地填词。刚写了几首，同学们都说好，便坚持了下来，不多久就写满了一本子。想请老师指点指点，又怕他说我不务正业。尤其要紧的是，在这种时候我几乎无法接受任何一点泼向我的凉水。

有一天下午，我去了教我们语文的李老师宿舍。无意间，我发现他墙上挂了一幅字，上面用草书写着苏东坡的《念奴骄·赤壁怀古》。出了他的宿舍我就想，莫不是这李老师也爱好诗词。

我把我的发现告诉了同学们，大家说，可以把我写的诗让他看看。我想也是，哪有语文老师不懂诗的。然而，我仍然缺乏一种当面把这些习作交给他的勇气。于是，我写了一张没有署名的便条，连同那个习作本一块趁他不在时从他宿舍门下塞了进去。

从此，我就开始了忐忑不安的等待。我设想李老师看了那本子，根本不屑一顾，做了引火纸；李老师看了那些诗，在语文课上批评我不务正业，并将那个本子生气地扔在地下；李老师看了那本子，猜不出是谁的，没有办法答复；李老师知道那是我的本子，于是在同学们面前嘲笑我也敢做诗人梦……总之，我根本不知道此后将要发生什么，我甚至有点后悔我没有想到这些就将那个习作本放进了他的宿舍。

第二天，李老师上语文课，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上完课，他走了，跟往常一样。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怅然若失。

第三天，李老师上作文课。下课了，他卷起书本……

我又失望了，不再看他，却突然听见他在叫我的名字。我抬起头，他说：“自习时间你到我宿舍来一下。”

我去了，走到他门口时手竟然不敢敲他的门，心“扑嗵，扑嗵”仿佛要跳出胸膛。我作好了挨骂的准备站在他面前时，没想到他给我让了座，并对我大大地称赞了一番，以至于此后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在我告辞出来时竟然忘得一干二净。

我翻开习作本，上面用红笔圈点得密密麻麻。而所有的评语，几乎都是在肯定、赞扬和鼓励。从此，他不仅给我借了《唐诗选》、《宋词选》等书，而且给我讲解诗词格律。尽管，那时候我还缺乏深入领会唐诗宋词的能力，但死记硬背了不少东西，并且认识了不少繁体字。然而，我对唐诗宋词了解得越多，就越不敢再写什么诗词。我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就去向他还书。李老师笑了：“看完了。”

“没有。”

“咋不看了？”

我说了我的困惑。李老师转过身，从抽屉里拿出几本书：《艾青诗选》，《何其芳诗选》，《臧克家诗选》。他把书递给我：“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说明你正在进步。你知道吗？无知的人是意识不到自己无知的。”顿了顿，他又说：“你应该学写新诗，多写点没有命题的作文，写你想写的一切，而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就这样，在李老师的鼓励下，我又坚持学习写作。每写出一篇东西，我就抄得整整齐齐地送给他看。他无论多忙，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连一个错字、一个标点也不放过。有时候我一段时间没有写东西，他就催问我可有新作。我不好意思让他催，便又勤快起来，把满足和懒惰从身边赶走。

那年春节，我和几个同学去给李老师拜年。见到我们，李老师出奇地高兴，又倒水又拿瓜子，又自己下到窖里取出自家贮藏的冬果梨招待我们。忙完了这一切，他才坐下了，问我：“假期里写没写东西？带了没？”

“写了一点。”我说着拿出了习作本。他翻了翻，满意地笑了：“好，还写了不少。不过咱今天不谈，明天上午你到学校来，我们再谈。”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一看，嗬，好大的雪啊，到处一派银装素裹，玉树琼枝。走进雪地，那雪足有半尺厚。李老师家离学校十五六里路，这么厚的雪，又不能骑自行车，李老师还会去学校吗？

“不会去的，这么厚的雪。又不是啥大不了的事。”父亲说。

我不死心。确切地说，我不忍心。万一李老师大老远地去了学校，而我没有去，那不是太令他伤心和失望吗？

我去了学校，走近校门时，我突然发现雪地里有一行脚印，深深的，白白的，一直通向学校。

是李老师。我想。

果然，一进校门，我就看见他宿舍的炉子烟囱里正向外冒着白烟。那一刻，我的心忽地一热，快步向他的宿舍走去。也在那一刻，我觉得李老师教给我的不仅仅只是写作，还有许多许多。这使我养成了一种守信守时的好习惯，并给我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以莫大的帮助。

1998年4月21日～22日

三

初中毕业，为了早日参加工作，减轻家中负担，我报考了师范。然而技不如人，名落孙山。又要开学时，父亲咬了咬牙：“上高中吧，考不上大学你不遗憾，我们做父母的也能心安。”

开学那天，我去报名。班主任是一个清瘦的中年男子，身材颀长，留一头长发。走路时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自然地弯曲着，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香烟。头微微低下，像沉思，又像全神贯注地察看路上的每一处坑坑洼洼。轮到我报名时，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叫啥名字？”轻轻的声音很随和，也很慈祥。

我自报家门。他马上又抬起了刚刚低下的头，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哦，你就是曹剑南。”似乎对我很熟悉。

办完手续，他对我说：“我姓孙，是班主任。这一段时间，你先当班长吧。”说完，也不等我回答，就给另一个学生报名。

这真让我有点为难。师范落选，我将一部分原因就归结在当班干部影响学习上。因而，从一开始，我就对这个老师有了一丝不满。

过了一个多月，同学们都熟悉了，于是开班会选班干部。由于我的事先串通，大伙一齐给班上一位老实疙瘩投票让他当班长。我心想，这个结果肯定会令孙老师恼羞成怒。然而，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他看了选举结果，没有生气，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把我和在我之前的六个同学都卷进了班委会。在班委会的会上，他推荐我继续担任班长，并对我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我虽然心里十二分不愿意，但是想到自己的恶作剧一旦被他发现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恶果，只好装作很情愿地干上了。由于这个便利，我很快和孙老师熟悉了。加上他十分平易近人，我们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朋友。

到了高二，学校分了科。还好，孙老师仍然担任我们文科班的班主任。也就在这时，我的一个在县城中学教书的堂叔说服我父亲，让我转学到县城中学去。我为此去找孙老师。他听完我说的话后，没有做声，点了一根烟，又用手捋了一下滑到额前的一绺头发，看看我，有点尴尬地说：“我看可以。县城中学教学质量高，咱没法跟人家比。不过学校放不放你，我不能保证。”

有了他的“支持”，特别是有了他“忘”在办公桌上的我的档案，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我转进了升学率全县第一的县城中学。一下子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看着一个也不认识的师生，看着穿得一尘不染的城里学生，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尤其是每次上语文课时，我忍不住将那个语文老师与孙老师相比较，将他给我的作文上漫不经心的“优”或“良”与孙老师那少则几十字、多则几百字的评语相比较。在这种种的比较中，我发觉在这里根本没有人重视我，没有人关心和帮助我。于是，一种失落感时时袭上我的心头。每当这时，我就记起孙老师，记起他瘦削的面庞，长长的头发，低着头边走路边沉思的样子，记起他在我临走时看我的那种怅然若失中又略带笑意的眼神，那似乎是在替我高兴，又似乎是在替我惋惜，似乎是坚定地支持我走，又似乎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挽留……

终于有一日，我忽然觉得一种惭愧突然袭过我的心头，那使我刹那间认识到自己的浅薄、无知和不解人意。我发现，就在不经意地向他提出转学的那一刻，我给关爱自己的恩师造成了也许是来自他的学生的最残忍的一种伤害。而这种伤害，也许是他永远难以忘怀的。

我好后悔。而我越是后悔就越想起孙老师的种种好处，我越是想起他的种种好处，我就越急于回到他的班上。于是，趁父亲感慨学费难以承受的时候，我乘机提出了回到过去学校的要求，并一一列举了县城中学的种种不好。颇费周折，我又回到了孙老师的班上。

那一天，我去向他报到时，我心想着被我的幼稚刺痛过的他可能会讽刺挖苦我，而且做好了绝不还口的准备。然而，见了我，他仍然那样笑着：“来了，赶快回教室去，你的位子还给你留着，而且还当你的班长。”仿佛我不是嫌这里的条件差、教学质量低才转学的，而是休了一次事假。他这种不计前嫌的做法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使我在一瞬间认识到他的博大，他的宽容，他的没有一丝矫饰的真诚。这不仅使我对自己那种小人之心脸红，而且彻底地为他的高尚的人格所折服。从此，我严于自律，发奋苦读，立志考出优异成绩报答他的关爱和厚望。

一九八七年，我参加了高考，成绩名列全县文科第一。他对我说：“看，只要肯用功，那个学校都能出好学生。”我要到省城去上学时，他送了我很长一段路，对我说：“你会很有出息的。”

十年了，这句话一直鼓励着我。尽管，我还不知道怎样才算有出息，但是我始终觉得，在我身后，有那样一双充盈着笑意、信任和支持的眼睛在注视着我，它使我不敢有一丝的懈怠，更不敢有什么非份的想法。我知道，在不经意间伤害过一次的恩师尽管那么大度，那么宽容，那么慈祥，但是再也经不起自己的弟子用错误再去触动自己易被伤害的那根心弦。

1998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