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枪打出头鸟

杜甫有句名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后来也不知是不是猎人哲学家之类，由此演绎出一个推论：“枪打出头鸟”，据说还很灵验，其实例可信手拈来，不胜枚举。

“出头鸟”为何先遭枪打，颇耐人寻味。一位对此深有体会的学者说：其一，武大郎开店，“大郎”即“法定”“头鸟”，其神圣地位不容侵犯。如不识相，非要出头，“一山难容二虎”，非打不可。其二，你既为“头鸟”，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岂不显得众鸟无能，只有打掉，才显得“人人平等”。两种因素相加，便形成一张无形大网，即便就是“头鸟”，也要让你老老实实呆着。倘若执意要“一枝红杏出墙来”，小心，黑乎乎的枪口早已瞄准了你。

据行家透露，对“出头鸟”的打法也有讲究。釜底抽薪是“三十六计”之一。刚刚要搞出名堂，刚刚要“出头”，对不起，“实际”困难纷沓迭至，或缺资金，或无设备，或重新“委以重任”，再不然直截了当把头压住，锁在抽屉里恭候批复，种种不利因素形成一种“围剿”之势，哪怕你有三头六臂，也休想冲出“包围圈”。“四面楚歌”是另一高招。出头了，好好好，你是“先进”、“标兵”、“模范”，我们岂能跟你比，一时“众鸟高飞尽”，让你成了“离群雁”。这还不够，讽刺、嘲笑、造谣之辞接踵而至，还要把加上“桃色”、“腐化”等商标的“桂冠”全给你戴上，让你只好扼腕悲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据说，由于“头鸟”层出不穷，还出现了一批专打“头鸟”的职业“猎手”。他们以消息灵通、能说会道、无事生非、善于传播为特点，或打小报告，或埋“定时炸弹”。你一旦出头，他即显其威力，让你“体无完肤”。不过操此业者也不顺心，有几名不慎“走火”，引火烧身了。扬眉吐气之余，也不得不奉劝诸位“猎手”，趁早另谋它路。

“枪打出头鸟”的实质是嫉妒，目的是扯倒放平，谁也别高。不清除这种精神污染，很难形成一种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环境，杰出人才也很难脱颖而出。因此，有必要再大声疾呼一下：请对“出头鸟”手下留情。

１９９３年5月

面对上帝

“顾客就是上帝。”第一个说这话的人一定想不到，这句话竟然流行得那么快，以至于每一个与“商”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都将它奉为宗旨。

可令人不解的是，当今“上帝”忽然大大地贬值了。进商店逛市场，“上帝们”看看白眼、尝尝唾沫星子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不过话说回来，只要能买到货真价实的商品，掏钱买点气受还不算过分吃亏。

君不见烟草市场上几位“哥们儿”为讨债大打出手，处理“欠钱人”的香烟，一霎时善良的又喜欢占点便宜的“上帝”纷纷解囊。而当“上帝”划着火柴时，才叫苦连天地连呼上当。看看，面对“上帝”，“小民”们是多么地狡诈。

若是个体户，卖卖狗皮膏药倒也罢了，令人奇怪的是有些厂家也开始明目张胆地欺骗顾客。一九九一年七月十六日《甘肃农民报》载，甘肃省生产人力割麦器的七家厂子，六家产品不合格被停产。当年甘肃省销售出的人力割麦器，退货占四分之一。无怪乎靖远一些收废铁的小贩，竟靠回收人力割麦器发了一笔小财。无独有偶，近年在电视广告中又喊又叫惹得大小学生眼热心跳、竞相购买的各类学习机，在国家质量检查时，竟然无一合格，伤透了学生和家长的心。时下，把广告写得天花乱坠，想方设法掏“上帝”的腰包，似乎有变成一种新的“经营决窍”的趋势。

中国有句古话：“诚招天下客。”以诚相待，以礼相待，顾客才会盈门，生意才会兴隆。玩弄几下骗人的伎俩，总不是长久之计，黔驴技穷之日，怕受苦的还是自己。又何况，“上帝”又不都是傻子。所以，总想提醒一些单位和个人，面对“上帝”，还是老实一点好。

　 　 　载于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１日《甘肃农民报》

说骂

晚上回家，见三岁的儿子将我抄好的文稿涂画得一无是处，一股无名火顿从心起，不由得狠狠训斥几句。不料他反而一本正经地说：“骂人的孩子喂狼吃，不跟你玩了。”倒使我哑口无言。看来，骂人不算什么美德，这确是三岁的小孩都懂的事。然而，我立刻想到一句俗语：“打是疼，骂是爱。”把骂与爱扯到一块，不能不说是一种发现。恋爱中的少女，娇滴滴一声“讨厌”，往往使男友奖赏般受用。

不过追根究底起来，骂就是以粗野甚至恶毒的语言侮辱人或事物。随着语言发展，加上人们越来越自尊自爱，后来批评、斥责一类既无恶意、又不辱人的行为也被归入骂下。考查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不骂人的人。但有骂必无好事，因而除知过思改之人，很少有人愿意挨骂。

同是骂，从不同的人口中说出，也犹如地方小吃风味各异。面带微笑，似戏说而实骂，似实骂又如玩笑，往往令对方毫无办法，只能笑纳。笑骂一般人都能接受，不去细究。倘若骂者辈高位尊，非骂又不足以平心头之气，必言语重而界限清，其旨在刺疼警醒，又不要反击，必然是责骂或者臭骂。下属晚辈虽如狗血喷头，也只能唯唯诺诺，绝无还口之理。倘是以骂泄怨撒泼，耍威风讨便宜，骂者必然粗俗，又往往叉手横腰，抢占有利地形，且唾沫星子四溅，满口脏话乱喷。遇此情形，且不说被骂之人，路人也唯恐避之不及。而骂人揭短，往人伤口上撒盐，不仅有犯骂规，为人所不屑，也足见骂者心虚气盛，外强中干。到这一步，虽骂已无胜败之分，骂者可谓“骂德”丧尽。

对待骂，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笑了之，几近高人；闻骂（善意的）则喜，省身正己，可谓智者；一触即发，以牙还牙，失之鲁莽；变本加厉，上列祖宗，下殃子孙，则蠢透了。至于被骂兴大发、携茶备座之人骂得不堪耳闻目睹身负而误了自家性命，不仅心胸嫌小而且实无必要。当然，叫骂者也祸从口出，人命官司吃定无疑。

也许骂与语言与生俱来，如欲骂少甚至灭绝，不仅有赖于社会文明进步，也有赖于人的素质提高。窃以为，人生在世，能骂不骂或者少骂，恶骂变善劝或者细说，则善莫大焉。在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若人人自律，除万不得已时对善意的批评偶尔为之，恶骂、谩骂、咒骂、辱骂等等大可不必，以免祸从口出。如此，不仅心平气和，省却许多烦恼，也有利于语言净化，世风日上，对社会也是一大贡献。

1997年8月于甘报社

谁理解谁

　　报载，一老妪三年前向某房地产公司预交了六万元买房款。当时该房地产公司的广告声称,十个月后购房户即可入住新房,三年后还回购房款。然而时至今日，老妪不仅连房子的面都没见，就连那六万元的购房款也要不回来。为此，老妪找到新闻单位要求帮助。但当记者找到该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时，却得到这样的答复：“当时企业决策失误，售了房还承诺退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企业现在也面临困难，一时难以给预交了房费的人退款，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

看完报纸，真让人啼笑皆非。输理的要让有理的“理解”，这个“理解”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也不知该负责人要是处在这个老妪的位置，又会如何去理解这样的企业。而作为读者，笔者却忍不住要问，究竟应该谁理解谁？

无独有偶,哈尔滨市某传呼台的“传呼小姐”集体外出旅游， 用户打传呼打不通，问传呼台竟然也要求广大用户理解。类似这样要求“理解”的事，似乎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这说明，理解一词在某些人口中，已经严重变味，甚至到了用理解一词做挡箭牌，而放心大胆地去干那些根本让人无法理解的事的地步。在这些人（或企业）的心目中，什么“为人民服务”、“顾客就是上帝”、“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等等的信条已荡然无存，就是有那么一点，也是“扯虎皮，作大旗”，用来装点门面。特别是赶上“社会承诺”、“树文明新风”等潮流，便什么诺都敢承，什么“新风”都敢树，故意摆出一副“一切为了顾客，为了顾客一切”的姿态，哗众取宠，丝毫不顾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至因有诺不践被人找上门来，便做出一副可怜状，摆出许多的困难求人“理解”，妄图以此求得宽容，以便故伎重演。

然而，这个算盘是打错了。因为理解向来是相互的，自己不去好好理解别人，从不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为千千万万的顾客着想，有了问题就想求得别人理解，企图在理解的幌子下把问题拖下去，把顾客骗下去，这种事真是闻所未闻，而这样的理解又在哪里找得到？况且也不想想，这种事让对方如何理解。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无庸置疑，人与人之间需要理解，我们的时代也需要理解，理解可以使我们的事业更好地得以发展，使人与人之间更多一份温情。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要别人理解的同时，我们是否先问一句：“到底应该谁理解谁？”而这样的提问，不但不多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相互理解。

载于1997年9月12日《甘肃工商报》

闲话责任

　 时下有一句顺口溜：“干的不如说的，说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道出了兢兢业业干工作的人受冷遇的奇怪现象，也从中反映出责任感在一些人心目中淡化的现实。如果单从顺口溜本身看，似乎是越不负责任的人越吃香。尽管现实并非完全如此，但对工作、对事业、对人对己不负责任的现象仍然值得重视。

近日，新闻媒体报道了古浪县黑松驿乡司法助理员侯殿禄同志的先进事迹。十一年来，在司法助理员这个普通的岗位上，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调解各类民事纠纷六百多起，使三十三位受子女虐待的老人安享晚年、一百零三对闹离婚的夫妻破镜重圆，一百二十名后进青年浪子回头，三十七起群众性械斗化险为夷。为了工作，他没有节假日，没有体息日。无论何时何地，一听有事，立即上班。他说：“咱是干部，老百姓的事都该管，还分什么份内份外！”普普通通一句话，道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尽职尽责为人民的高尚情操，也足以让那些对人对事不负责任的人汗颜。

扮演着一定社会角色的人，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有个成语“责无旁贷”，是说有责任，就要用一种责任心将它承担起来，但是真正地承担责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绪一激动就拍胸脯：“出了事我负责！”这种时候千万要冷静。马谡失街亭，害就害在言过其实。但一见责任，就搬出这句话：“出了问题谁负责？”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事情对工作能拖就拖，敷衍塞责，以至于失去大好机遇贻误事业，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工作事小，丢官事大。他们始终牢记着一句话：“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也因此，能不拍板的就不拍板，能不负责的就不负责。至于强人所难地要人负责，甚至常以什么“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之类的话加以约束的做法，似乎也值得商榷。因为要真正负起某种责任，也必须要有相应的能力。

责任无所不在，小到家庭内部、朋友之间、谈恋爱找对象，大到忠于祖国、干好工作、正确决策，处处需要一种负责任的精神。古人说：“一诺千金重。”对一般的诺言之类的小责任尚且看得这么重，更不用说事关一个单位、一个事业的重大责任了。因而不要小看自己，不要随便地举手投足，特别是关系到组织、群众和国家的大事，一定要责任当先，力求干好。

时代不同，责任也不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每一个公民在肩负起个人责任的同时，更应该肩负起建设祖国的社会责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履行一个公民的崇高职责。在这方面，孔繁森、李润五以及侯殿禄都以自己的行动给我们做出了学习的榜样。如果大家都像他们那样工作、学习、做人，铁肩担道义，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事业必将迅速推进。

1997年9月于甘报社

话说“驴乏怨臭棍”

　 国内一位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年前曾经为一家企业做电视广告，把该企业生产的减肥带说得神乎其神，很多消费者纷纷购买。前不久，沈阳市一部分被该产品欺骗的消费者在向消协投诉时说，之所以用这个产品，关键是听信了该主持人的宣传。对此，有记者采访这位主持人时，该主持人却“痛心疾首”地说：“我恨死那家企业了！”仿佛这一切与她丝毫无关，她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

该主持人是否受害姑且不论，作为读者，看完这则报道，却一点也无法对她产生同情，相反却真正有了一种憎恨的情绪。因为类似的报道太多了，诸如赌博、吸毒倾家荡产了，往往总是“痛心疾首”地说：“是麻将（毒品）害了我！”有了几个钱便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玩女人，养情人，甚至抛弃结发妻子，最终闹得身败名裂时，也往往“痛心疾首”地说：“是钱害了我！”每当此时，我想大多数读者的心情和我一样，除了憎恨，丝毫是不会有一点同情的。因为谁都知道，麻将、毒品、金钱等等的东西，本身是无罪的，只有对它们利用不当的人，才会深受其害。因而，除了说明这些人本身的问题之外，并不能说明这些东西就是“害人精”。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广告作为一种促销手段，其作用自是不言而喻，而作为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更应该知道广告的巨大威力，尤其是应该知道虚假广告的危害性及其对消费者的误导作用。那么，作为一名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企业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在观众心目中良好的声誉拍摄广告推销产品时，在本身对产品的各项性能都没有正确的认识的情况下，就贸然向对自己十分信赖的消费者推荐，其行为未免显得过于轻率。当然，如果还为了几个酬金（如果有的话——大部分演员拍广告时的要价是很吓人的），那就更逃脱不了干系。因而，把责任全部推给厂家，就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也多少有了一点推卸责任的味道。

写到这儿，我忽然想起农民常说的一名土话：“驴乏不要怨臭棍。”然而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却偏偏时时发生。报上披露的被查处的某领导干部，因为家有一个善于理财、敢于收贿的“贤妻”，畏于河东狮吼，顶不住枕头风，乱批项目，乱提拔干部，不仅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严重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及至事发，才“痛心疾首”地怪罪老婆，似乎铸成大错的不是他，可是事已至此，怪谁都没用，只能怪自己党性不强，不能按原则办事，不能正确地运用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只能怪自己不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到这时，就是怪天王老子，也丝毫不能减轻自己的罪行。

驴乏怨臭棍，说到底就是要推卸责任。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自身修养太差，思想境界不高，为人处事没有原则。而这种现象，集中地表现在一部分没有正确人生观的人身上。如果产生这种结果只是因为一些无关大局的小事，倒也罢了；如果是事关党和人民利益的大事，就一定不能让这些人把罪责给“臭棍”一推了之，而要下猛药以图根治，也给那些心存侥幸的人一个当头棒喝，使一些会犯类似错误的人迷途知返。只有这样，这种“驴乏怨臭棍”的现象才会大大减少，那种以种种借口为个人谋私利的行径才会销声匿迹。

载于1997年12月第50期《甘肃工商报》

“抠”的感想

据十一月十日《甘肃日报》报道，天水长开厂从生产物资的进和出上做文章，今年前九个月就抠出资金五百万元。其中由于实行比价采购，就为厂里节省资金二百万元。由于这一“抠”，该厂前九个月资金流动已达到一点八七一次，跃居同行首位。看完这篇报道，本应让人欣喜，但细一琢磨，却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反而引出许多别的感想。

五百万元，放在甘肃任何一个企业，可以说谁也不敢说这是一个小数字，可是长开厂这么一“抠”就给抠出来了，不能不让人大吃一惊。如果企业都能像长开厂这样“抠”一“抠”，不知是否还能抠出更多的“五百万元”。由此使人联想到长开厂这一“抠”，实则是“抠”出了企业管理上的一个重大漏洞。说白了，也就是管理上不严不细，花起钱大手大脚，公家的东西没人心疼。可以说，这个漏洞许多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而且也是造成一些企业不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长开厂意识到了这一点，以“抠”来堵这个“洞”，确实值得称道。不过还想问一句的是，如果这个企业是自家的，有一大笔的资金被闲置、沉淀、浪费，是不是也会多少年无人问津，直到企业“揭不开锅”时才被发现，才被“抠”出；如果一些企业能早一点意识到这一点，企业经营中学会过“紧日子”，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资金被闲置、沉淀、浪费，从而避免目前经营中所遇到的资金困难？这是感想之一。

长开厂仅仅抠了物资进出这个主渠道，九个月就抠出五百万元，可以说“抠”到了点子上。由此想到另外一家企业─兰驼集团。要说“抠”，如果仅从报道本身看，长开厂远不如兰驼集团“抠”得细。仅仅十多年前，兰州手扶拖拉机厂在省内企业中还算不了个啥。现如今，该厂已发展成为一个大型农机企业集团，在省内企业中可算是财大气粗。然而，近几年来，正因为该企业“抠”，才使厂区没有长明灯，没有长流水，没有只写了一面就扔掉的纸，没有还能用就被丢进废铁堆的镙丝钉……也就是这些十分细小的方方面面，每年却为企业节省开支近百万元。所以，“抠”不仅要“抠”到点子上，而且该“抠”的都要“抠”，也就是说，不但要解决好该不该“抠”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好会不会“抠”的问题。这是感想之二。

笔者同学所在的某小厂，近年来管理上越来越细，越来越严，管理人员领用稿纸数张，领用信封论个；职工领焊条论根，请假上厕所算分钟。有些方面可以说真是“抠”到家了。可该厂经营未见起色，职工反而怨声载道。原因何在？且不说省下钱来没上新生产线，也没有上新项目，也不说厂长的小车如何由国产变进口，办公室吊了顶铺了地毯，仅是厂长抽烟、旅游、跳舞乃至各种宴请、送礼之类，也不管是为公为私，统统凭他自己的一个签字予以报销。就此一项，一年所花不下数万。区区小厂，即使再抠一点，又如何经得起这么个花法。当然，该厂长终于“抠”出众怒，职工一纸举报信将他送进了监狱。可见，“抠”出来的钱怎么个使法，不仅是“抠”成“抠”不成的关键所在，也足见“抠”的水平之高低。这是感想之三。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不管居家过日子，还是在企事业单位当家做主，如能牢记“成由俭，败由奢”的祖训，一分钱当两分钱花，该“抠”就“抠”，敢“抠”会“抠”，特别是能为了集体为了群众利益而“抠”，则善莫大焉。如若“抠”了群众“肥”自己，窃以为还不如不抠。

1997年11月17日于甘报社

谁说了算

有个笑话，说某君一向惧内，有一日与妻子商量要办某事，任凭他好话说尽，其妻就是不依。某君忍无可忍，情急之下大声诘问妻子：“咱家到底谁说了算？”

“我呀，怎么了？”其妻深感奇怪地问。

“噢，我随便问问。”某君唯唯喏喏，悻悻而退。

作为笑话，此事的确让人捧腹。然而捧腹之余，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中国人的一个处事习惯：按“说了算”的人说的办。由于这个处事习惯的存在，那个“说了算”的人一旦确定，不管他说得是对是错，有理没理，行通行不通，只要他张了口，那就“一锤定音”，无论如何也要“算”，也要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即使牛挣死车翻过也在所不惜。

说了就“算”实在不算什么坏毛病，关键是要看那说了的东西是对是错，符不符合实际，是不是按规律办事。在中国，一般“说了算”的人若非位高辈尊，则必然手握实权，一句话，也就是对他自己敢问一句“谁说了算”的众人能念、会念而且是想念就念一些“紧箍咒”的人。像我前文所提的那位仁兄，一激动就不自量力地问人家“谁说了算”，这种情况一般少见，而且大都讨了个没趣。因为不管“谁说了算”，也轮不到你说，当然就更谈不上算与不算了。中国人之所以习惯于按“说了算”的人说的办，与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于俯首听命，把希望寄托在包公式的清官身上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有关。不过，新中国成立快五十年了，而且社会主义法制越来越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习惯于不问青红皂白就按“说了算”的人说的办，那实在是一种悲哀。

“谁说了算”的问题不在“谁”说，也不在“算”，要命的一点是“凭什么”算。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可以说，早在五十多年前，他老人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时至今日，一些人却仍然顽固地坚持：“不管他是谁，只要他是官，就按他说的办”的原则，致使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一再发生，国家财产被侵吞挥霍的事儿时有所闻，乱批条子、滥设位子、乱用人以至于胡作非为的依然大有人在。如若不信，翻开报纸看看那些被查的、被关的、被判的乃至被“铡”的大小官儿，有几个是讲了民主、科学以及法制的，可是却毫不例外地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以为很了不起，自认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的都是金口玉言，只能附和，不容置疑。大概“说”的次数太多，尤其要命的是“算”的次数太多，终于栽了跟头倒了楣，事发受审了。这时他说了还算不算？算，只要据实招来，他“说”了的依然“算”，不过“算”法不同，只能算口供。

写这篇短文，无意怀疑权力，旨在提醒一些人，关系国家、集体、群众利益的事，一定要谨慎从事，秉公而办，切不可呈一时之快信口开河，凭个人好恶意气用事。同时也想提醒有些人，为人处事别迷信权力，人无完人，谁不会出错？因而干工作搞事业万不可盲目地“按官儿说的办”，甚至报着“领导说的都对”的思想将错就错，把本不该发生的错误制造出来。要知道，太听话也会犯错误。

1997年11月20日于甘报社

“裁判”的质疑

今年十月二十三日，第八届全国运动会女子足球赛冠亚军决赛在上海进行，上万观众身临赛场一睹中国女子足球健将的风采。终场一声哨响，人们在期待着观看颁奖仪式时，偌大的足球场上却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武打戏，几分钟前还一言九鼎的主裁判，被比赛失利后把对裁判的判罚不服演变成满腔怒火的北京队队员围成一团，乱拳齐上，打得抱头鼠窜，在警察的保护下狼狈而逃。也因为这个原因，比赛组委会不得不取消了原定马上要举行的颁奖仪式。

我最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为这位被打的裁判愤愤不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是裁判公正执法，又怎能保证让所有的人都会满意？同时，我对北京队队员们的素质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怀疑：光天化日之时，众众目睽睽之下，那雨点般的秀拳如何忍心向一个男同胞招呼得下？就算平日里因为会玩几下足球只能受宠撒娇，又怎敢在全国运动会上使出如此下作的手段丢人显眼？在全国上下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难道北京队队员们不知道这种行为与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总之，对北京队队员们的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

然而过了没有两天，我的这种想法却有了一点改变，原因是《兰州晨报》报道说担任该场比赛的裁判在比赛中判罚不公不是首次，而且多次受到处分。在这场比赛中，确有多次判罚对北京队不公。至此，令我怀疑的不再全是队员们的素质，该裁判的素质倒的确令人担心，而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尽是起用这样的裁判，多少运动员的运动生命会被扼杀？多少人会盛名之下难符其实？体育比赛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还存几许？我很为这种不公正的裁判不安。

无独有偶，近日看《经济日报》又读到一个比这场比赛的裁判枉法情节更为严重的一个报道。报道说，用户邓成和在从未打过“用户长话查询单”上所列的十二个长话，打电话向邮局查询话费遭到辱骂后，向《经济日报》等新闻媒体写信反映了该事。来信刊出后，邓成和被包头市邮电局一纸状纸推上被告席，告其侵害了名誉权。法院在调查中发现并被证人确认，邓成和的话费单上的十个长话系证人所打，且受话方全是证人的亲戚或客户。同时，有关技术部门证实微机计费也会出错。事实如此确凿，然而一审和终审判决令人难以置信：邓成和败诉。无奈之下，邓成和不得不向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看完这篇报道，在对邓成和表示同情之时，令人不由自主地对那些枉法裁判的人表示憎恨。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执法水平如此低下，何以胜任裁判和法官的重任？倘使如此执法，即使立更多的法，又怎能加强法制建设的力度，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由此推而广之，倘使那些担任一官半职的具有一定“裁判”权的人都如此行事，该罚不罚，该赏不赏，好坏不分，事非不明，又何以能团结群众，弘扬正气？由此我想，对那些具有一定“裁判”权的人提这样一个要求可以说一点儿也不过分：“待人处事，一碗水必须端平。”虽然，这个要求与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相比可以说不怎么高，但真正做到也不容易。同时，也想奉劝一些“混”饭吃的“裁判”，趁早提高自身素质和执法水平，否则，挨众人的拳头或者叫众人给端了饭碗事小，倘惹得天怒人怨，怕身家性命也难保矣！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７日于甘报社

按规定办事刍议

时下，不按规定办事、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已成为千夫所指、人人痛恨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尽管许多人内心有自己的小九九，但表面上还不得不装出一副秉公办事、不谋私利的姿态。与此同时，另一种社会现象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那就是为了逃避某一责任或者为图一己之利，“不折不扣”、“爱你没商量”般地执行“规定”或者不成规定的规定。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兰州晨报》载文称，由静宁来兰州看病的靳晓春、靳春燕姐妹俩十一月二十九日回到租住的平房时，被邻居梁某怀疑用了电炉子而遭到暴打。可怜姐妹俩旧病未愈，又添新伤，不到十天，光治伤就花去一千多元。事发后，姐妹俩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可派出所称没有暂住证不予受理。

好一个按“规定”办事，好一个“不予受理”！也许，真有这样的规定，但是试想，如果一个没有暂住证的人在自己的辖区内被杀被打，是否可以说该区治安很好？治安不好，区内的人民警察是否可以说恪尽职守、不辱使命？换句话说，作为人民卫士，警察担负着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神圣职责，如果机械地按“规定”办事，很是漠然地对违法行为听之任之，怕与设置警察的初衷正好相反，倒令人怀疑这种警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不过细想起来，这种做法在当今社会已非个别。随便翻翻报纸，这样的事信手拈来。譬如，一边是深夜送来的急待抢救、奄奄一息的伤员，一边是坚决捍卫“先收费后做手术”的医护人员，结果是良机错失，病人变成死人。家属哭得死去活来，大夫司空见惯地前去睡觉。又譬如三伏天，一边是急待外运的各类鲜鱼鲜肉，一边是上路设卡、慢条斯理地进行查车的有关部门，即使你手续再怎么齐全，他还得不慌不忙地再检查一遍，直到查出你的毛病，或者查得你自觉自愿地搬下十斤二十斤鱼肉。一路上过去，你很吃惊地发现，很少有执行“规定”时打马虎眼的。于是除很聪明地留下“买路钱”快快上路，否则非叫你那鲜鱼鲜肉变臭蚀本……你生气，你想骂人，可你骂谁？那鱼那肉是你“硬”留下的，怎好怪怨人家？那鱼那肉变臭怨天热，人家只是按“规定”办事，又凭啥受你指责？

作为读者，每每看到这样的报道，当时很仇恨这样不近情理的规定。后来查阅了有关规定，却发现这规定与你所遇到的“规定”有所不同，要全面灵活合理得多，也不止是那么一条。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执行规定时非要断章取义、死搬硬套？答案很多，但不外乎图省事、推责任、捞好处。也因为这个原因，有一些部门特别是一些在某些部门工作的人，执行起规定专拣有利于自己的条款干，出了问题推给规定，有了好处留给自己，打着执行“规定”的幌子专干与规定相左的事。一些胆子大的，还不管有无规定，一干什么就说是执行“规定”，拿着“规定”唬群众。不过，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如此行径也吃不开了。就在一九九七年底，山西省一帮上路执行“规定”的人就被有关部门真正按规定给“执行”了，撤的撤，除的除，大快人心。由此可见，任何时候干任何事情，还是要多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尽可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执行有关规定。万不可对规定掐头去尾，惟有利于我的是用。否则，执行错了或误了大事，损害了国家人民利益，被端掉饭碗不说，连小命搭上也未可知。因为，耍小聪明瞒天过海就从来没有得逞的纪录。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５日于甘报社

深入群众与联系领导

同学王君，日前同我闲聊时委屈地说：“你说我这人亏不亏？在一个单位干了四五年，单位又只是个百十来人的小单位，可单位一把手至今还不认识我。”

我不信，王君说：“那日开会，领导在门口看了我一眼，不经意地说，你是新来的吧？……我无法回答，索性点了点头。”王君说：“你说现在这领导，还算不算深入群众？”

仅凭领导不认识部下就断定领导不深入群众，显然有失偏颇。不过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像油花一样浮在上面，不愿意深入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领导早已不是个别。这就难免让人怀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否成了一句空话，而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在一些领导身上还存几许？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一些领导就是深入基层，也由于事先做了安排而流于形式。特别是由于当地干部前呼后拥，就是深入到群众中，群众也不会而且不敢给他掏心窝子，从而使“深入群众”实质上成了“深入”基层领导，到基层听到的看到的和基层领导的汇报并无二致。领导所到之处，不是“形势一派大好”，就是“祖国山河一片红”。因此，单位一把手对个一般干部不认识，实在算不上什么怪事。就算你是个小单位。

与深入群众明显不够形成显明对比的是，近几年“密切联系领导”成为基层干部中的一种新时尚。一批来自基层、联系领导的“专干”，借请示汇报乃至打小报告的机会竭力接近领导，通过察颜观色极力揣摩领导心思，言领导之爱听，投领导之所好，很快就以自己一心为公、谦卑谨慎、唯命是从的表象赢得领导的信任，进而达到“参政议政”、“左右领导”，尤其是被领导赏识后也当领导的目的。由于时常出没于领导鞍前马后，和领导是“哥们儿”，这些人对同事骄矜有加，在单位是“不是领导的领导”，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在领导跟前，又往往为了个人利益不惜颠倒黑白，说起事来添油加醋，好事让他与哥们儿占尽，在表功的同时还不忘给单位上一些踏实肯干的或者他看着不顺眼的人脸上肆意摸黑。恰恰是因为领导深入基层不够或者就根本没有真正深入过群众，这些人的话十分灵验，使他们在单位里走红吃香，使他们为领导赏识和重用，使“密切联系领导”成为让领导赏识的重要经验广为流传。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优良传统在一些领导身上荡然无存。加之一些基层干部好大喜功，平日就一级哄一级，常常千方百计阻拦领导深入群众，以免露出种种马脚。同时，又想方设法密切联系领导，使领导坐在办公室里也能对基层情况“了如指掌”，对民情“体察入微”，使领导真正深入群众难上加难，这对一些地方工作产生了重大贻误。因而，对此绝不可等闲视之，必须下猛药以图根治。只有领导真正深入群众了，才能避免在具体工作中以偏概全，也才能消除“密切联系领导”这股歪风，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1998年3月2日于红楼

隋炀帝“不好声妓”

隋朝第二个皇帝炀帝杨广，本是文帝杨坚的二儿子。可是，这个排行老二的晋王何德何能，竟能令杨坚废长立幼，从而当上太子、皇帝的呢？近读隋书，终于看了个明白。又忍不住喟叹，历史有时真能和人开玩笑，竟把一个惹得天怨人怒的人推上历史舞台。

杨广很有心计，奸诈狡猾。他性喜逸乐，迷恋女色，最擅长通过伪装和巧舌掩盖自己的丑行。文帝杨坚与皇后独孤氏感情很好，发誓不与其他女人同居生育子女，因而夫妇俩非常讨厌常与姬妾厮混的朝臣。太子杨勇除正妃元氏外，很宠爱云氏等姬妾，渐为杨坚不宠。杨广于是大做表面文章，不仅弄断了乐器的弦，而且使乐器上积满灰尘。他虽然与众多姬妾厮混，但生下儿女一律抛弃不予抚养，因而朝野上下皆知晋王杨广“不好声妓”。凡皇帝派到他那里去的朝臣，他不论尊卑，一律热情接待，优厚赏赐，又赢得了仁孝宽厚的美名。因为善于察颜观色，揣摩“领导”心思，投皇帝之所好，加上又屡进谗言诽谤哥哥杨勇，杨坚终于废掉了杨勇而改立杨广为太子。

公元六○四年，这个“不好声妓”、仁孝宽厚、与士卒同甘共苦的杨广终于如愿以偿，荣登大宝。此后，他又是什么样呢？

就在杨坚患病时，杨广就对皇后死后深为皇帝所宠幸的宣华夫人欲行无礼。而杨坚死后的当日夜晚，他就凭借权势，硬行霸占了宣华夫人。到这时，他不如禽兽的本性可谓暴露无遗。在彻底撕去了温情的面纱之后，贵为天子的杨广为所欲为，先是大动土木修建东京，盖起无数豪华的别墅和办公楼，又是开凿大运河，把龙舟、凤榻更新换代为国际一流的之后，浩浩荡荡地巡游江都、赵魏，借考察之名发誓游完天下名胜，就差没有上西欧。为了耍排场、上档次地装饰仪仗，他下令州县像交纳税赋一样交纳五彩羽毛，致使身上羽翼和皮毛可做装饰的禽兽几乎被捕尽杀绝。为了摆阔拉关系，他在榆林召开三千五百人的盛大宴会，演奏“百乐之戏”，招待“兄弟单位”的突厥可汗及其部下，并拿国库的钱买了贵重的“纪念品”留作纪念。他征集天下鹰师一万人，大猎于拔延山。征召天下四方奇技异艺办了个全国性的“文化艺术节”之类的活动，勒令百官和男女老少前往观看，整整折腾了一个月才收场。又下令各处市场店铺设置帷幄，陈列酒食，凡与各国商人洽谈生意，所到之处就地招待。也不管这外国人有没有诚意，带没带项目，一律招待得酒足饭饱。各国代表无不感慨，中国人全是神仙。

呜呼，为帝如此，治国如此，难怪后人评曰“荒淫暴敛，劳民伤财”。读史至此，令人抚掌太息。即如此，也就不难使人理解，隋王朝竟然如此短命，不可一世的隋炀帝竟然沦为阶下囚，被屯卫将军杀死于江都宫。

掩卷沉思，令人不解的是，像杨广这样为官前“吃尽苦中苦”，一副廉洁奉公、老实本份模样，为官后却大肆挥霍、穷奢极欲的人历朝历代竟然层出不穷。但是这等货色，无论官大官小，无一例外都被绳之以法。就在写这篇小文的前几天，甘肃就有极端近似的两位叫张斌昌、魏光前的地级干部被收入网内，真可谓疏而不漏。重读隋史，不知是否有人也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为官一任，万不可作恶一方，拿百姓的血汗钱到处“潇洒走一回”。因为就算不为青史留名，也要对得起做人的良心，合得上社会的规范。否则，如隋炀帝一般由性所为，必然惹得天怨人怒，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1998年3月9日于红楼

挤与排队

中国人实在多，除了夜阑人静，啥时候上街都是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对此，谁都烦，谁都没治。而为了活出点样子，也就只有硬着头皮挤。

“挤”是何意？《辞海》上说：“用力压使排出。”观照现实，这种“用力压使排出”的情况比比皆是。

上大学到食堂吃饭，打饭的窗口前往往打起规模不小的抢饭战；上火车站买车票，售票窗口前也是你推我搡，为抢占有利地形争得面红耳赤；等公共汽车，车一到站就更热闹，下的下不来，上的上不去，公交公司不得不组织专人维持秩序；就是街上有人摆个地摊兜售假货，也往往是里三层外三层被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后边的人恨不得削尖了脑袋从人缝中挤进去占个便宜。至于市里来个红得发紫的歌星影后什么的，甚至让人担心把售票亭挤坍，将剧院撑破。

为了一些或实或虚的好处不惜一切往前挤，你挤我挤全都挤，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之一大特色。尽管由于“用力压”而不断地将一些人从某种“好处”的争夺行列中“排出”似乎还有一点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但那乱糟糟的局面总给人一种没有秩序的感觉，让人气短胸闷。还是因为中国人多，尤其是能人多，有人立刻发明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排队。

这办法果然不错。火车站售票窗口外伸出几米长的售票通道，你不老老实实排队不行。再看看周围，医院里病人排成长队，粮站里农民交粮的车子排成长队，电信局等着装电话的还是排成长队……活着排，死了也不清闲，到火葬场还得按先来后到的规矩办事。往历史上溯千二八百年，皇帝老儿家的老大当太子当皇帝，也是因为他比其他的弟兄到这世界上早来了几天，队排在前面。因而也就怪不得单位上分房、提干、评职称也用排队的办法解决。至于你有天大的本事到退休啥也没等着，那只好认命。

排队排习惯了，排得久了，许多人发现一个问题：那原来用不着拼命挤的，现在也用不着老实巴脚地排队。于是有人对排队的科学性提出质疑：难道排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好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前方路段修路，同方向行驶的汽车都次第相接停在路的右边等待通行。突然间，一辆车从后面开上来，径直开到了修路处，自命为“第二排头”。于是这队伍里有几辆效仿的，在拥护“第二排头”的同时趁机窜到前边。老老实实排队的司机气得直骂，还得连忙启动车子将队伍中的空档补齐。可到了最后，最先通过修路路段的，往往都是径直超上去的。尽管由于他们后来居上造成了交通更长时间的堵塞。这种结局往往使排得好好的队伍发生骚乱：有关系的纷纷加塞儿，胆大有力气的趁机起哄挤闹，浑水摸鱼，径直挤到前边去。

看来，任何事光凭排队不行，但不排队也不行；光凭挤不行，可不挤同样不行。这就难了。

还是沾了中国人多的光，有人说得好：“将挤与排队相结合不就完了。”还真是，方式上比排队灵活，比挤有序，当排队就排队，该挤就挤，好掌握，易操作，深得人们的认同。对此法掌握得巧的，排队与挤两不误，既不让后边的超过自己，又不断地将前边的运用种种手段挤出局外，使自己迅速超目标迈进，打到热腾腾的饭菜，买到最后一张卧铺票，甚至分上房子，捞上票子，争到位子等等，啥好事都误不了。到这时候，人们发现，低等的挤用力，高明的挤用心眼儿，不服不行。

不管干什么，也不管排队还是挤，往往少不了维持秩序的。维持秩序的人公正，那不守规矩硬挤到前边去的必无好果子吃。维持秩序的人自私，不仅会将前面的位子给七大姑八大姨留下，对那瞎掺和捞好处的人也会网开一面。不过，这其中还有一部分心思根本不在“维持秩序”上的，一门心思去给自己排队，去为自己挤压。同芸芸众生一样，也逃不了排队与挤的命运。这号人被挤出局，那就惨了，不像咱老百姓还可以再排队再挤一回。

　　　　　　　　　　　　　　　　 1998年3月26日

呼唤批评

脆弱得禁不起一些批评，是现代人的一种通病。禁不起，自然不能正确对待，那直言不讳的人便往往遭到迎头痛击。倘若这被批评者还是个什么主任或者科长，给你穿小鞋不用说，还会利用批评这个武器让你抬不起头来。在“表扬与自我表扬”盛行，“互相吹捧”成为时尚，在你好我好全都好的氛围中，倘若对批评要执意为之，要犯众怒，最后招致的必然是白眼、唾沫星子或一片喊打之声。有鉴于此，这年头你若非有权、有钱、有地位或者就是个完人，就断不敢挑别人的毛病，指别人的不足。

近几年，“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词已很少听到，1989年版的《辞海》，甚至连“批评”、“自我批评”这两个词找不见。而往常的经验是，批评往往和教育紧密相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的功用显而易见。现在，对批评都难以接受，自我批评就更难了，白白失去许多受教育的机会。然而，稍稍往后看看，看看延安时期，我们不难发现批评对革命事业多么重要。尽管，有过把批评扩大化为“人身攻击”的教训，但不足以“倒洗脚水连孩子也倒掉”，甚至讳疾忌医到连批评也不要。

目前不能正常开展批评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怕引火烧身，无事生非；二是怕开罪众人，使“众鸟高飞尽”，自己形单影只，处处不胜寒。在关系网远比互联网强大的今天，这足以让人绝望。

不过说现在没有批评显然不现实，有些人不仅批评得十分及时，而且十分艺术。对部门下属，批评是象征性的，隔靴搔痒，蜻蜓点水，浮而带之。下属自然知道这长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批评笑纳，还高姿态地借机感谢领导及时纠正，并称赞领导“到底是领导”，站得高，看得远，问题抓得准，原因分析得透，措施制定得切实可行，诸位同仁都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拍领导马屁的同时，大大方方慷而慨之地发扬一种“批评我一个，受益许多人”的风格。批评同级，却往往是表扬性的，什么“只顾了工作，不注意休息”，什么“只重实干，不重宣传”，批评得义正辞严，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被批评者点头称是，心满意足。真是批得八面不挨，一团和气，把批评这个武器用足用活了。可到了普通工人农民头上，这批评就不再那么温情了，连斥责带辱骂，批“国家的主人”像批自家的孙子，直批得“主人”无地自容，哪还敢辩解或者批评“公仆”。也有一种人，你的缺点错误“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等你积重难返，病入膏肓，抑或与你有了利害之争，“哗啦”一下全抖出来，或者直接一状告到天上，非将你一次摆平放翻，批得你“永世不得翻身”。当然，真格的批评也有，那都留给异己，或者批评过自己的人。这种情况，往往穷批不休，大会上批，小会上批，当面狠批，背后深批，到上级领导跟前揭批。到这时，你还敢说目前缺少真正的“批评”吗？你还敢呼唤批评吗？你还敢批评吗？那不给你去了这爱批评的“毛病”才怪。就是让你回家也不能安心，得好好开展一番“自我批评”，批评自己多嘴，批评自己幼稚，批评自己不成熟，甚至批评自己“真不是个东西”。到了这个份儿上，你不得不疑惑，如今这批评咋这味儿？

人是需要善意的批评的，就如人类离不开医生一样。没有医生，肉体上的病不得治，苦的是病人。没有批评，思想上的“病”不得治，苦的同样是“病人”。又何况人无完人。不开展批评，拒绝批评，躲开了舆论上的监督，一旦大错铸成，又怎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这些年一些位尊禄厚者纷纷落马，怕与平时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无干系。

呼唤批评，我们得首先呼唤一种敢于正视自己的勇气，一种开展批评与接受批评的勇气。哪怕这批评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样要有勇气接受，或加勉，或改之。古人云“闻过则喜”，这是一种坦坦荡荡做人的境界，应当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品格。

1998年3月24日

村务公开的疑惑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各地村务公开特别是财务公开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对这一农村民主管理方面的新生事物，大部分村民和村干部用一个字作了概括：“好！”一些笔杆子从中升华提炼，将其好处概括为还干部一个清白，给群众一个明白。

对于村务公开，我个人十分赞同。勿庸置疑，公开总是一个进步，总比捂着盖着好。又何况，“仆人”向“主人”报个账，亮个家底，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近日，一位当村干部的中学同学来省城办事，我跟他聊村务公开的事，他却一肚子牢骚，也使我生出一些疑惑，现将疑惑牢骚一并录于下面：

疑惑之一：村务真的公开了吗？

说起村务公开，同学一脸痛苦状：不公开上面不行，公开了群众不行，难啊！何哉？他说，现在有些村根本不建账，到了社里组里，往往是丈夫当社长，妻子管票子，不上账是常事，上账就是白条子。账都没有，那最大的村务就是财务凭啥公开？公开了的东西你能相信？眼下是个单位就有两本账，一本对外，做得有条有理，天衣无缝；一本对内，专记不让上面和群众知道的账。要公开，当然只能公开前一本。你说他公开了没？当然公开了。真的公开了吗？谁能说清楚。说到底，还不是应付了上边，糊弄了群众。

疑惑之二：比村大点的单位能公开吗？

同学越说越气，甚至问我：村上有多大权，能管多少事？就说那财务，没办企业也没有积累的，穷得叮当响，真正一穷二白，根本就没啥可公开的。倒是乡镇那七站八所，县城里的这委那局，哪家手上不管着几百万几千万的钱，他们的财务和政务咋就不公开？将心比心，你们单位的财务向你公开吗？我知道，这公开是为了防止干部多拿多占，可大家早早公开 了，那陈希同、王宝森能在北京城里藏那么久？咱兰州的钢厂能让那一贪就是几百万的张斌昌当经理？大家早早公开了，那乱收费、乱罚款能罚到几百万几千万时才被发现和查处？

疑惑之三：公开了又能咋的？

谈到最后，同学索性有了一点耍“二杆子”的气概：再说，就算村务公开了又能咋的？我说一年花了三千元招待费，难道你还要真的查我的账不成？你以为你是谁呀！想查就查。给你说，上面来人都可以兵来将挡，官来酒淹，还怕你一个庄稼汉。能公开一点就不错了，你非要跟村上过不去，我教你种田贷不上款，媳妇生不下娃（不给生育指标），孩子上不成学。

我问同学，就不怕被罢免、选掉或者犯事蹲大牢？

同学说，没那么容易，乡上不免咱，群众干瞪眼。选更不怕，咱得罪了几个人，也拉拢了几个弟兄。就是选掉，也无所谓，咱端的本来就是泥饭碗。这一点儿，不比你们公家人，这儿干不成了上别处，官照当，钱照挣，政务照样不公开。有一日那与你过不去的小子到了你手里，你照样可以收拾他。要说蹲大牢，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吃点、喝点、拿点，哪一次不是为了公家的事。

把个好端端的村务公开说成这样，让我这个跑了多年农村的记者大失所望。不过同学最后平静了，慢慢地说，大部分村子还是实打实地公开，大伙儿打心眼儿里欢迎。但这少数装样子的，影响又坏又大，把个好端端的事硬往坏办，让人生气。这事要从一开始就治，免得到后边一只老鼠坏一锅汤。

1998年3月31日

谨防“减员不增效”

大刀阔斧裁减冗员，努力提高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这个决策有识之士盼了多年。可以说，面对机关单位人浮于事造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局面和企业里三个工人干一个人的活带来的效益低下的问题，“减员增效”、“择优上岗”确是一剂良药，可望激活一池春水。然而，在这一治国良策推行之时，为保证这一决策在实际工作中得以正确地贯彻实施，有必要打打“预防针”，从而未雨绸缪，以防减员不增效。

这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给机构改革和企业精减富余人员泼凉水。

某地一家杂志社，长期以来吃财政饭。当主办单位给了许多优惠政策将其推向市场要求扭亏为盈时，杂志社采取的第一条措施就是“减员增效”。社长一声令下，五六个正经八百的编辑记者就被迫另谋出路。时隔不久，人们发现，杂志社陆续进来了两三个给社长总编打水扫地、公关接待以及坐等广告客户上门交费的“急需人才”。一方面，编辑部缺少人手去采访，另一方面办公室却多了几个喝茶看报的闲人。从总量上看，人员的确少了，这“七大姑八大姨”因为没有文凭职称等原因工资不高，的确减少了开支，但是人们不久就发现，该杂志不仅没有什么可读的文章，甚至错别字满篇，有时文不对题，有时一篇稿子登了两遍，结果销量锐减，广告收入下降，难以为继。

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减员不增效的例子。除了这种将派得上用场的人减下去，将七大姑八大姨塞进来的做法之外，另有一种现象十分引人注目：那就是减员增效之初大刀阔爷，雷厉风行，及至增了点效益就沾沾自喜，飘飘然起来。要么坐豪华车超豪华车，要么吃山珍海味喝洋酒泡洋妞，挣一分花两分，把减员增效增出来的效益再吃掉花掉，合该这减员增效就是为了他一个人享乐。至于借减员增效搞打击报复的，更要防患于未然。

面对上述种种减员不增效，人们不难发现这些现象有一个共同特征：摆出一种减员增效的架式，大捞各种好处满足一己之欲。对这类打着改革旗号破坏改革的行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而对于那些披着羊皮的“狼”，更不能心慈手软，要坚决给予打击。

目前，机构改革已经启动，企业减员增效正深入实施。在这样的关头，写这样的小文，根本无意于标新立异，旨在提醒一些人，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把“减员增效”这本好经给念歪。否则，犯着了党纪国法可不是闹着玩的。漏子捅大了，小命搭进去亦未可知。

1998年4月1日于甘报社

夹着尾巴做官

人是没有尾巴的，可常常有掌握着一点权力的人告诫我们，夹着尾巴做人。没有尾巴，自然无所谓夹不夹。但是做人不要太张狂，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却是一条起码的原则。加上有人时时提醒，我们干什么事都小心翼翼，不敢马虎，既怕得罪了这路神仙，又怕慢待了那位菩萨，真可以说是谨小慎微，抬脚就怕踩死蚂蚁。然而，只要你还张口说话，只要你还干点正事，即使你再小心，再谨慎，总是有人嫌你尾巴夹得不紧，隔三差五就找个理由将你敲打敲打。你冤？只要你还不是个什么长之类，你敢喊冤就说明你尾巴不但夹得不紧，还翘得老高。

然而，有时候仔细一想，凭什么我们夹着尾巴，而那些大大小小的这长那长们就可以趾高气扬，由性所为。凭什么让“国家的主人”夹着尾巴，不明不白地受窝囊气，而让那些“公仆”们颐指气使、随心所欲地骑在主人头上拉屎拉尿，甚至还要求“主人”必须夹着尾巴。至此，我们不由得大喝一声：“呔，要夹着尾巴做官！”

凭心而论，要求一些公仆们夹着尾巴做官，实在一点儿也不过分。因为官员代表着政府，在替政府办事，政府要求老百姓做到的，各级官员应该带头做到。政府要求群众遵守法律，官员就要带头依法行政。群众都循规蹈矩，都夹着尾巴做人，官员就更应该夹住尾巴做官。然而，眼下的一些情况却刚好相反。报上不是常常登载着这样的情况嘛，群众要求执法者依法办事，执法者却说他就是法律。群众警告一些违法乱纪的官员说我要告你，官员说你去告吧，看谁把老子怎么样。看看，一些要求群众夹住尾巴的官员多么嚣张，多么狂妄，那尾巴翘得多么气势汹汹，多么合情合理，似乎他这尾巴生来就可以翘，而且想怎么翘就怎么翘。

为什么一些人能翘着尾巴当官？而且尾巴翘得像模像样、有滋有味儿？这要从他总是要求下属夹着尾巴做人说起。因为他常常这样要求，因而一旦看你不顺眼或者看你不服管，就可以拿翘尾巴这个理由来治你。翘尾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谁看见你翘尾巴了？谁知道你怎么翘的尾巴？因而，这个“莫须有”来得快当而便利，可以治得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正因为把你治得服服贴贴，他翘起尾巴来就没有人敢说三道四，他到处乱伸手，到处瞎指挥，到处“潇洒走一回”，由性所为地干他想干的一切就没有任何阻力。高兴了，他可以拿群众的血汗钱胡吃海喝，生气了可以拿部下当出气筒，打了群众的左脸还要群众伸出右脸，牙掉了还得咽到肚里。到这时你大概才会明白，正是我们老百姓“尾巴”夹得太紧，嘴巴夹得太紧，眼睛闭得太紧，那些官员们才把我们根本不当一回事，他翘起尾巴来才那么有劲，那么肆无忌惮。

看来，要让一些党性不强、作风不正的人夹着尾巴做官，还必须靠我们广大群众。为此，我们必须挺起胸膛，直面人生和社会，该说话时就说话，该出手时就出手，擦亮双眼，履行好主人的职责，以十分的责任心监督各级官员，让他们时时刻刻牢记公仆的职责，尽心尽力地为民办事。可喜的是，近来读报得知，近年来由于群众觉悟不断提高，许多翘着尾巴做官的人都被群众揪了出来，该撤的撤，该判的判，该斩的斩了。而且，由于群众不再盲目地“夹着尾巴做人”，被查处的大小官员中，由群众举报而丢官的比例越来越大。看来，实在有必要提醒一些心存侥幸的还在“翘着尾巴做官”的人，还是放老实一点，夹着尾巴做官，千万别拿党纪国法做儿戏。否则，尾巴露得太长，翘出民愤，栽跟头只是早晚的事。

1998年7月23日

也说尊重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版的《杂文报》，一版刊登了一篇章彦文的《人为何要让车？》的杂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认为人给车让道，是一种不尊重人的表现，而“只要是不尊重人的规矩，都应在摒弃之列，千万不要找什么借口。”按照作者的这个逻辑，车让人是应该的，在交通规则中实行车让人势在必行。看完此文，我心中暗喜。试想，有一日你出门逛街，穿街过巷如入无人之境，特别是当你从马路上大摇大摆、旁若无人地穿过之时，往日里那又鸣又叫、横冲直闯的各色车辆都乖乖地停在一边，自觉地静候你的通过，那是一种多么神气活现的舒服感觉。

然而理智告诉我，这是不现实的，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空想。尤其让我纳闷的是，由人给车让道便推出“车”不尊重人，这理由站得住脚吗？这样的推论真不知作者是怎么推断出来的。

在稍大一些的城市里生活过一些时间的人，几乎都有过堵车的经历。那时候，看着车下的人或骑车或步行走得不急不慌，自己坐在车里别提有多急。有时候，人甚至于有点后悔坐车了。然而，在城市里生活过的人，几乎没有经历过因为行人过多而使人行道堵塞不畅的事。从这样一点肤浅的经历中，人们也不难理解我们的交通规则为什么要让人给车让道的理由了。而且，我敢说，很少有人因为自己给车让了道而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里不受尊重。

从表面上看，人让车，似乎是车贵人贱。然而谁都知道，所有的车都是由人来掌握的。因而，所谓人让车，实质上是人让人，是给开车的人和坐车的人一种方便，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公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社会发展到今天，坐车的人也并不全是当官的，也不是所有的小车都是为官员服务的。因而，就是从这里找出一些“官贵民贱”的东西也缺乏说服力。不知该文作者是否真的好好想过，如果真让车给人让道，城里谁还愿坐车办事？谁还愿意买车？中国那刚刚起步的汽车工业还要不要发展？